故宮博物院與一汽紅旗汽車集團于2020年創立“紅旗故宮聯合創新實驗室”，為更好地將傳統文化與民族品牌融合，深入領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將文化元素用于品牌設計的深層次轉化，雙方于2021年啟動專題課程，分別從建筑、服飾、禮樂、坐具、園林、陶瓷、書畫、武備、書房等方面，多領域全方位地開展探討。“紅旗-故宮聯合創新實驗室”繼第一期學術論壇“紫禁城宮殿建筑探論”、第二期“故宮瓷器特點探討”、第三期“故宮書畫特點探討”、第四期 “清代宮廷服飾探討”、第五期 “故宮宮廷玉器探討”之后，于今年8月份又舉辦了第六期“故宮園林、家具、武備、書房”，希望借助論壇，發掘優秀傳統精神和文化元素，以激發設計靈感，助力民族品牌。

2022年11月“紅旗-故宮聯合創新實驗室”第七期專題論壇在故宮博物院研究室舉辦，論壇涵蓋了金器、雕塑、碑帖、琺瑯四個主題。受疫情影響，本次論壇采取線上形式。2022年11月14-16日，一汽紅旗造型設計院設計團隊線上參與了本次學習探討。邀請了器物部張林杰研究館員、馮賀軍研究館員、張麗研究館員、書畫部秦明研究館員做了主題講座，由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主持。

器物部研究館員張林杰做講座

器物部張林杰研究館員以“清代宮廷生活中的金器及其工藝”為題，講述了清代宮廷生活中的金器及其復雜的工藝。清代宮廷金器以宮廷御用為主，主要來源有造辦處制作（鍍金作、金玉作）、地方進貢、國外進貢等，根據其功能可以分為宮廷禮制、宗教生活、陳設日用、配飾等幾大大類。有在重大活動使用的樂器金編鐘，元旦開筆儀式裝屠蘇酒的金甌永固杯，出行時鹵簿儀仗使用的金提爐，祭祀用的金爵杯，宮殿屋脊寶匣中的天下太平金錢等無不彰顯了皇家的尊貴。清代宮廷信奉藏傳佛教，使用黃金制作了大量佛造像、佛塔、佛龕、壇城、七珍八寶等，其中比較出名的有乾隆皇帝為其生母崇慶皇太后制作的金發塔，據檔案記載金發塔用金三千余兩，為制作金發塔乾隆皇帝曾下旨熔掉宮中大量金器，此金塔體量高大，塔身鑲嵌大量珍寶，工藝十分繁復，富麗堂皇。日常生活中的金盆景、金掛屏、金燭臺、金餐具等也體現了宮廷生活的奢華。清宮帝后們的配飾雖然個頭小巧，卻工藝考究，將中國古代金屬加工工藝發揮到了極致。清末宮廷造辦處衰落，不能滿足皇家需要，開始從民間金店采購，這部分金器大多帶有店鋪戳記，制作精美，展現了民間手藝人高超的水平。金鑲玉、鑲嵌、累絲、琺瑯、點翠、鏤空等工藝被使用在清代宮廷金器上，巧奪天工，富麗典雅，高貴豪華，極力張揚皇家風范；制作不計成本，精益求精，在傳統方法上創新，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通過它們我們可以窺見古代宮廷皇室奢華的生活，了解古代工匠高超精湛的技藝，給我們傳承發展金銀工藝以啟迪。

器物部研究館員馮賀軍做講座

器物部馮賀軍研究館員以“中國古代雕塑史上的星光---故宮雕塑館解讀”講述了故宮雕塑館的由來以及雕塑館內精美的文物。故宮藏古代雕塑主要源于清宮舊藏、文博單位撥交、收購、捐獻，數量眾多，種類齊全，涉及銅、鐵、石、木、竹、陶瓷、夾紵等多種材質。這些文物多流傳有緒，基本信息完整，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許多為中國古代雕塑史上的名品。為普及中國古代雕塑知識，提高全民族藝術修養，故宮在文化部、文物局領導的支持下，同時也在院外雕塑家、文藝理論家、歷史考古學家的無私幫助下，籌備雕塑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先生更是將個人藏品捐給故宮，支持雕塑館的建設。雕塑館陳列品選取以故宮雕塑藏品為主，商借其他文物收藏機構可移動的古代雕塑精品，對不能移動的石窟造像、陵墓雕刻用石膏模型替代，整體陳列力求全方位展示中國雕塑歷史發展的全過程，1958年雕塑館在奉先殿成功舉辦。2015年故宮雕塑館改陳，考慮到文物體量的原因，再結合故宮建筑實際，將地址最終選在慈寧宮區域。馮老師選取了雕塑館中的墓室雕塑與佛教造像兩類文物，按時間先后順序做了詳細的介紹。中國古人視死如事生渴望在地下世界能和生前一樣，所以墓葬中一般會陪葬大量的冥器，如漢代墓葬中的畫像石（磚）通常刻畫大量神話故事，希望死后成仙，另外在一些大中型墓葬中還會放置大量的人物俑、動物俑及其他物品模型來模仿其生前的生活場景，這種習俗一直沿襲至明清。唐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少數民族音樂舞蹈備受歡迎并成為潮流，中國音樂舞蹈在此時達到頂峰，唐墓葬中大量樂舞俑的出土，便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佛教造像是故宮雕塑中一個重要門類，從南北朝時期到明清時間跨度長，種類齊全，材質多種多樣，特別是帶有紀年的造像，對研究佛教發展史和中國古代手工藝具有重要歷史藝術價值。

故宮雕塑館平面圖

書畫部研究館員秦明做講座

書畫部秦明研究館員以“山河攬勝古刻尋蹤：黃易的訪碑之旅”為題目,講述了清代著名金石學家黃易尋訪漢魏碑刻的歷程與相關問題。黃易生活在清代金石學興盛的時期，生平以詩書畫印金石碑版為緣，結交甚廣，尤以漢魏碑刻鑒藏而為世人所重，可謂乾嘉名士。根據《小蓬萊閣金石目》的記載，黃易收藏的漢魏碑刻拓本共203種，幾乎涵括了已知乾嘉時期遺存、出土的所有漢魏碑刻，一些在當時已經損毀、佚失的，則以其早期拓本（宋拓或明拓）彌補，愈顯珍貴。河南是黃易搜碑訪古比較集中的地區，其中漢魏碑刻，又主要集中于登封等地。黃氏著名的《嵩洛訪碑日記》、《嵩洛訪碑圖》等，就是為記錄這些相關活動的而形成的。山東是漢魏碑刻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構成黃易鑒藏的主體與核心。黃易于山東地區長期為官，宦轍所到，游跡所至，漢魏諸碑，搜訪無遺。《嵩洛訪碑圖》、《岱麓訪碑圖》是黃易紀傳體的訪碑史，《得碑十二圖》則是黃易編年體的訪碑大事記，主要記錄了黃易在乾隆四十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75年至1793年）間的訪碑活動。《嵩洛訪碑廿四圖》《岱麓訪碑廿四圖》《得碑十二圖》《訪古紀游十二圖》是其根據自身訪碑經歷繪制的，畫中詳細記錄了古代名碑與摩崖石刻所在的位置，為后人尋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和金石學研究價值。黃易還是武氏祠最早的發掘、保護、研究者之一，而被載入史冊。河北保州清苑為黃易入幕之所，元氏縣之祀三公山碑，則是有記載的黃易訪碑尋古之肇始。而關于該碑書法篆、隸的界定，黃易也是頗費思量斟酌再三的，這對黃易篆刻及書法有著深遠的影響。后人關于黃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氏祠、書畫篆刻、訪碑拓碑、碑帖收藏、尺牘信札、人物交游等方面。實地考察、勘察，是與訪碑活動緊密相連的。黃易能夠走出書齋，將文獻、拓本與原石、原物相結合，并以文字、鉤摹、繪圖等形式加以記載分析，這在清代金石考據學研究中有著重大的意義。同時正是他們的活動，為我們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對當代課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岱麓訪碑廿四圖》中的崗山石刻

黃易書法與篆刻

器物部研究館員張麗做講座

器物部張麗研究館員以“錦英瑞彩--琺瑯工藝在宮廷中的發展”為題，講述了什么是琺瑯工藝及其分類，掐絲琺瑯與畫琺瑯。琺瑯工藝是一種金屬胎體和琺瑯相結合的復合工藝，根據制作工藝不同分為掐絲琺瑯和畫琺瑯。掐絲琺瑯器裝飾流光溢彩，富麗堂皇，制作繁復，成本高昂體現了皇家的風貌。目前公認的說法是掐絲琺瑯元代由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國，當前發現的元代實物較少，無論造型還是紋飾，都是中國文化元素。器物造型主要源于中國古代青銅器、宋瓷及金銀器，裝飾花紋以纏枝蓮為主。通過造型、紋飾、釉料制作工藝水平判定，這些均為元代官造器物。明代宣德時期與元代相比，器型與裝飾花紋都有所增加，并開辟了在琺瑯器上做官款的先河，此后一直延續。明萬歷時期出現獨一無二的填彩釉款識的做法。清代康熙時期制造量較大，主要為陳設器，大部分紋飾為纏枝蓮，出現獸面紋、寫實花卉、冰梅紋。乾隆時期為琺瑯器制造的高峰，工藝精美，色彩豐富，造型紋飾集歷代之大成并有所創新，有文房用具、生活用具、宗教用具等涉及宮廷生活的方方面面。掐絲琺瑯工藝自國外傳入后，很快融入到我國工藝美術中，成為皇家重要工藝門類，還對陶瓷等裝飾工藝產生一定影響。據史料記載，西方傳教士給康熙皇帝的覲見禮物中就包含當時西方流行的畫琺瑯制品，引發了中國工藝品種的創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宮造辦處擴大編制，加強琺瑯作的力量。后在德國傳教士紀理安指導下建立玻璃廠，解決了琺瑯釉料的問題，在借鑒傳統陶瓷燒造經驗的基礎上，運用西方進口兼自制琺瑯料最終獲得成功。清宮畫琺瑯技術興于康雍乾三朝，終于嘉慶朝，與清朝繁衰同步。廣州作為當時開放口岸，為宮廷制作了大量的畫琺瑯器物，并在乾隆時期將畫琺瑯技術與描金相結合，創造了描金畫琺瑯。銅胎畫琺瑯工藝研制成功后，將表面畫琺瑯技術移植到瓷胎上，產生了雍容華貴的琺瑯彩瓷，還移植到玻璃胎和紫砂胎上，這些新興工藝的制作和發展，成為清代盛世的寫照和縮影，成為當今世界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