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故宮學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承辦的玉文化講壇第十六講于2025年3月13日下午在故宮博物院文化資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舉辦，講座由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故宮學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所長、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館員徐琳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館員方向明應邀作了題為“文明的急先鋒和接力棒——凌家灘與良渚”的專題講座。

主講人 方向明

主講人 方向明

主持人 徐琳

講座現場

講座伊始，主講人強調了長江文明與長江文明溯源的重要性。上世紀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的發現，有力的證明了長江流域同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主講人認為長江文明是“稻作文明”，良渚文化作為長江文明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階段，證實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存在著有統一信仰體系和經濟上由稻作農業支撐的區域性國家，也代表了一個具有復雜功能和結構的早期城市文明。

主講人講到，凌家灘遺址位于長江北岸的裕溪河畔，年代跨度距今5700年至5200年。凌家灘玉文化鼎盛時期集中在距今5500年至5300年，早于崧澤文化至良渚文化的過渡階段（距今5300年）。根據凌家灘遺址周邊的區域系統調查情況，凌家灘遺址或“凌家灘文化”的依托是在長江南岸的寧鎮地區。這個時間段寧鎮地區是西部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東部的“三星村文化類型”，所在的區域是凌家灘玉文化的主要根據地。尤其是與太湖平原接壤的金壇三星村遺址，年代比凌家灘早一階段（距今約6300年至5500年），三星村出土了迄今為止年代最早的、帶有華麗裝飾的石鉞權杖。（圖一）長江下游地區是鉞的最早產生地，三星村石鉞權杖的出現無疑是這一區域玉鉞權杖的先聲。

圖一 金壇三星村出的石鉞權杖

早期良渚文化年代為距今5300年至4900年，包括良渚遺址群東北部迄今等級最高的良渚文化早期遺址和南部的石馬兜、官井頭、北村等遺址，西部的吳家埠遺址和東部廟前遺址等，還包括比瑤山晚一階段的反山王陵，以及除核心區遺址外的臨平遺址群等。這一時期，反映擁有者身份等級和地位的復雜玉頭飾，以及以琮、璧、鉞為代表的主要玉器已經出現，太陽神式的神祖（宗神）像也已經“一步到位”地設計完成。在距今5500年左右，由于氣候等因素，各類人群從山地丘陵向平原遷徙，良渚文化逐漸崛起。“凌家灘文化圈”（圖二）為良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凌家灘文化與良渚文化有著“接力棒”式的傳承關系。

圖二 “凌家灘文化圈”（主講人繪）

這種“接力棒”式的關系主要體現在葬儀上。主講人以玉環璧的形制和發展為例，著重介紹了凌家灘和良渚主要墓葬的葬儀，并闡述兩者之間的傳承關系。首先，凌家灘遺址出土了形制多樣的扁平環狀玉器，最主要的使用方式為棺飾。在07M23墓中成組的套合式環璧以中間的系孔環璧為中心，置于棺兩端（圖三）。此種葬儀在瑤山M9（圖四）、M10等墓中均有發現。主講人指出這類串聯式的組合大大提升了紅山文化盛行的多聯璧的寓意。其次，“瑤山期”所見的不同形制的環璧，雖然使用方式不同，卻同樣承襲了凌家灘的葬儀。如一類體形比較小的環璧，其與璜、管等組合的組佩形式，與凌家灘87M4中“玉組璜”的組合形制極其相似。又如一類體形比較大的環璧，一組3件置于棺蓋上，這與凌家灘87M4置于棺上的玉豬異曲同工。再如瑤山M10中墓主人額面部上放置的體型較大的環璧，與凌家灘07M23墓主人面部放置的玉鉞有著相似性。

圖三 凌家灘07M23“棺飾”出土狀況

圖四 瑤山M9“棺飾”（主講人繪）

主講人認為，早期良渚階段雖然沒有發現作為臂穿的大孔環璧，但是反山M12和M22各出土了分別于墓主人身下和身上的大孔玉璧。這說明在小環璧向大孔玉璧的演變過程中，將其放置在墓主身上和身下是最重要的使用方式。反山M20墓主下葬前先在棺底有序鋪墊玉璧10件，最后再將多件玉璧和涂朱石鉞覆蓋在墓主身上，并在腳端部位堆疊多件玉璧。（圖五）這樣用璧的復雜葬儀，完全承襲自凌家灘和牛河梁。如凌家灘07M23棺下鋪墊長石錛，棺底鋪墊石鉞，墓主下葬后，再于墓主身上有序放置石鉞。（圖六）而邊緣趨薄的紅山文化式環璧形器也存在被放置在墓主身上或身下的情況，如牛河梁N2Z1M21。

圖五 2023年6月1日《何以中國》反山拍攝現場繪制的反山M20葬儀示意圖

圖六 凌家灘07M23的復雜葬儀復原圖（主講人繪）

在講座中，主講人提到凌家灘與良渚文化在玉器造型和紋樣方面也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凌家灘87M15：38出土冠飾（圖七）的紋樣不僅在良渚早期官井頭M51:44、M54:27、瑤山M4:34、M11:83出土的璜（圖八）上出現，還在臨平玉架山遺址出土的冠飾（圖九）上有所體現。這一特殊圖樣體現了觀念上的傳承和認同，有力地證明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

圖七 凌家灘87M15：38出土冠飾

圖八  官井頭與瑤山玉璜比較

圖九  臨平玉架山遺址出土的冠飾

講座的最后，主講人討論了良渚玉琮的相關問題。琮源于良渚，興盛于良渚。琮的母體是一種中通的筒狀物，如果將玉琮分割，可切割成成組的圓牌和環璧，反之如果將玉璧縱向拉長后亦可為“柱形器”。從考古資料看，這種中通的筒狀物有著不同的形狀，其出土位置也有所不同，如反山M20棺槨外便放置了三個“柱形器”。在加工工序上，從反山M23：26玉琮上可見直槽加工痕跡和疊壓射口橫向加工痕跡。從工藝上來看，良渚玉琮（圖十）上的圖案和凌家灘玉版（圖十一）上的圖案有著很大程度地關聯性。玉琮的結構反映了良渚文化的宇宙觀：上大下小代表天和地，四角四直槽代表四面八方的八維和八柱，它們都圍繞著中通射孔旋轉。這一模式與商代“四方-中心”的空間觀念乃至后世的“渾天說”思想，都有密切的聯系。展現在琮宇宙觀上的神面形象應該是祖先神。這些特征反映出，中國傳統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敬天法祖的觀念在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基本形成。

圖十 良渚玉琮圖案

 圖十一 凌家灘玉版圖案

講座結束后，主講人與現場專家、觀眾圍繞凌家灘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意義進行了充分交流。提問環節，現場觀眾就凌家灘與良渚文化的人群去向、傳承和交流關系向主講人提問。主講人認為，凌家灘文化人群參與了太湖流域文明化進程，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締造者之一。凌家灘與早期良渚玉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鑄就了開啟中華禮制文明的獨樹一幟的良渚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