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2日，王玉來在院第二會議作了題為《故宮博物院藏西晉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時地與流傳》的學術報告，來自院內研究室、故宮學研究院及其他北京市文博單位20余人旁聽了講座。
　　王玉來，男，1982年，山東省龍口市人。2013年6月華東師范大學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同年12月進入故宮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專業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目前側重出土石刻資料與中古時期地方豪族勢力研究。2014年9月獲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6批面上資助二等資助。
　　西晉永嘉二年（308）七月《晉故尚書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城陽簡侯石尠墓志》和《處士樂陵厭次都鄉清明里石定墓志》（以下簡稱《石尠墓志》和《石定墓志》），是中國墓志形成時期的珍貴物證，涉及西晉末年永嘉之亂的重要史實，因而出土不久就受到學界廣泛重視。但因這兩方墓志均為盜掘出土，其出土時地及其后的流傳過程信息都存在著不少疑問。王玉來此次講座通過對相關石刻資料的爬梳整理，明確了墓志的出土時地和流傳經過，并以此作為判定《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真偽的重要依據。
　　長久以來，《石尠墓志》、《石定墓志》雖見于諸多書籍，但其具體出土時地都語焉不詳。直到民國三十年（1941）洛陽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出版，第一次明確公布《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的出土時地為民國八年（1919）洛陽城北五里馬坡村，此后大多數石刻類著作都采納此觀點。王玉來先生隨后對記載有這兩方墓志出土時間和地點的文獻材料分別加以分析，發現雖個別資料有不同意見，但經過多方核對比較，其觀點本身都有明顯謬誤，現還未見可動搖郭氏《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記載的相關資料，郭玉堂的這一調研結果迄今仍經得住考驗。
　　與出土時地信息一樣，這兩方墓志出土后的流傳與最終歸屬也存在不少疑問，乃至引出了真偽之爭。因為不僅故宮博物院藏有《石尠墓志》，河南洛陽古代藝術館也號稱收藏有一方《石尠墓志》。經王玉來考察研究而知，民國八年（1919）《石尠墓志》、《石定墓志》出土不久就被周進收藏，事見柯昌泗為周氏所撰的《至德周君季木墓志》。民國二十六年（1937）周進去世，其藏品全部捐獻給故宮博物院。這兩方可謂流傳有緒，本末清楚。
　　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石尠墓志》不同，根據現存資料，洛陽古代藝術館藏所謂《石尠墓志》從未交代其流傳過程與收藏淵源，基于這一點，該館所藏這方墓志應該屬于重刻本。它的出現當與建國前洛陽墓志重刻本泛濫有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洛陽一帶一旦出土著名石刻，不久就會隨之出現重刻本，這些重刻本或供制作拓本所用，或是以贗充真謀取高利，且往往不止一種面世。黃立猷在《石刻名匯》、王壯弘在《增補校碑隨筆》以及他和馬成名合著的《六朝墓志檢要》中都標注《石尠墓志》、《石定墓志》有重刻本存世。
　　最后王玉來先生感慨說，《石尠墓志》、《石定墓志》相對簡單的流傳過程因為復刻本的存世而幾近出現真偽之爭。這兩方墓志的出土時地和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矛盾和爭議，歸根到底是非科學考古發掘帶來的問題。清末民初，河南洛陽盜墓之風驟起，洛陽尤其是邙山一帶眾多古代墓葬慘遭盜掘，《石尠墓志》、《石定墓志》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土于邙山南麓的馬坡村。在混亂的政局下，包括石刻在內大量出土文物通過各種渠道被販賣各地乃至海外，同時古董商又仿制各類文物贗品來謀取高利，許多著名石刻出土不久就出現了不止一種復刻本。新中國建立初期，在科學考古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盜墓現象基本絕跡。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地文物盜掘現象卷土重來，其中洛陽一帶墓志盜掘之風尤烈。大批被盜掘的墓志與墓葬分離，墓葬整體考古價值大打折扣的同時，墓志本身也因基本出土信息不明而影響到自身的學術價值。雖然近些年洛陽一帶的有識之士進行了類似當年郭玉堂的走訪調查工作，但這種事后彌補的努力和成果遠遠難以滿足當前學術研究的需要。對當下看似繁榮的墓志出土與刊布熱潮，研究者應該保持一種冷靜的態度，因為基于非科學考古所獲出土資料的學術研究終究難以避免其本身所帶來的先天性制約。
　　講座結束之際，王玉來先生的合作導師、本次講座的學術主持王素研究館員先生總結道：這次講座的題目雖小，但意義深遠。王玉來的研究沒有從通常的墓志形制和內容著手，而是通過對墓志出土時間、地點及流傳經過的考察，辨別存世墓志的真偽，這在二十世紀重刻本墓志泛濫的現實中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從墓志本身進行鑒定研究有相當難度的情況下，王玉來能另辟蹊徑，通過對不同文獻記載進行分析研究，得出富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從研究思路和方法論上都有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