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7日，故宮博物院羅文華研究館員在院第二會議室作了題為《四川石渠縣吐蕃時期石刻群調查新發現》的學術報告，來自院內宮廷部、器物部、研究室、故宮學研究所及其他北京市文博單位30余人旁聽了講座。
　　羅文華，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漢藏藝術研究所副所長，故宮研究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先后受邀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藏學及佛學系、意大利亞非研究院、法國科學院漢學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德國馬普研究所做研究訪問。2005年來，在四川甘孜阿壩地區、甘肅永登地區、西藏地區主持和參與了漢藏佛教美術田野調查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精通藏文、梵文、滿文，將文獻研究、故宮藏品研究和田野工作緊密結合，努力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視角，先后發表論文近70篇，出版有《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龍袍與袈裟 : 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等5部專著。
　　自上世紀初在石渠縣境內洛須鎮附近發現照阿拉姆石刻造像以來，這一地區吐蕃時期遺跡的調查一直未有重大進展。2010——2013年經過故宮博物院和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員的共同努力，終于發現了一批重要的吐蕃時期的摩崖造像，不僅數量眾多、內容豐富而且有多處重要的藏文題記。此發現成果被評選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由于這個新發現牽涉到諸多問題，如古藏文、古代交通、古代宗教史、古代美術史以及古代政治軍事關系等，而現有的研究成果發現的問題多，得出的結論少，因此講座主要是匯報這次發現的具體情況，對現有的初步結論作一介紹。
　　四川省石渠縣位于青海、四川、西藏三省交通要沖地區，也是吐蕃王朝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所覆蓋的地區。此區域內陸續發現有3處早期石刻群遺存，包括須巴神山石刻群（13幅）、白馬神山石刻群（3幅）、煙角村石刻（1幅），共計石刻17幅。羅文華研究員從圖像的題材、內容及風格特點等方面對此次發現的石刻進行逐幅分析介紹，并結合唐卡和文獻資料，明確圖像的主題和意義。
　　石渠縣須巴神山石刻群發現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主要在于“須巴神山石刻群有豐富的古藏文題記，能夠準確斷代”，羅文華研究館員如是說。目前發現的藏區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很少有明確的紀年信息，其中僅西藏昌都地區仁達摩崖造像（804年）和青海玉樹貝納溝文成公主廟的摩崖造像（806年）有造像題刻能夠準確進行斷代。而須巴神山石刻群帶有斷代信息的古藏文題記，不僅為這一點的摩崖石刻提供了較為準確的年代判斷，即八世紀中后期，同時也可以通過藝術風格和圖像特征來推斷這一線，乃至整個金沙江流域所發現的摩崖造像的基本年代范圍大致在8世紀中期至9世紀中期。
　　而在唐蕃古道的支線的問題上，過去學者們的研究視角始終鎖定于金沙江流域與唐蕃古道的關系。此次發現再次強化了金沙江東畔洛須鎮在唐蕃交流中的重要性，長沙干馬鄉須巴神山摩崖石刻群的發現更是將這條路線的方向指向雅礱江上游，這是此前學術界從來未曾論述過的。目前，由于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尚不充分，不能證實這條路線有無可能是唐蕃官道主干道之一，但是從大量摩崖石刻存在于石渠，幾乎可以判定從洛須渡過金沙江，向東到達雅礱江上游，向西北方向與唐蕃官道相接的路線至少是當時較為常用的一條通道。未來如果能圍繞著長江干馬鄉往雅礱江上游西北方向以及雅礱江河谷向南兩個方向進一步開展考古調查，并有所發現，則很有可能最后判定這條路線的真正走向及其與唐蕃古道的關系。
　　在現場提問環節，聽眾表現十分活躍，從摩崖石刻線描圖的具體描繪問題到造像風格背后的工匠和宗教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都具有相當的學術水準。其中，有觀眾提到除美術史研究的圖像學、傳統的風格學研究方法以外，是否可以在藏傳佛教研究中應用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羅文華研究館員回答道：此次發現的造像年代集中，各方面的特征，比如蓮瓣、服飾等等在短時間內沒有明顯的變化痕跡，因此考古類型學的使用有局限性。如果是面對從7世紀到9世紀這么長時間跨區域的大量可比較的材料，而且有相對清晰的比較點的話，可以考慮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再者藏傳佛教，尤其是摩崖石刻、壁畫，類型學和圖像學區別不大，而且圖像學對于藏傳佛教的研究更為實用。因為藏傳佛教的圖像非常嚴謹，能夠根據一個特征判斷圖像身份。這點從唐代一直到今天的藏傳佛教幾乎都是如此。而類型學需要有一定的地域和空間差距才能發揮作用，要談到類型學就要通過不同的點，不同的標準來判斷演化過程，這在藏傳佛教里面使用起來有相當的難度。目前來看，在藏傳佛教的研究中圖像學結合藝術風格的方法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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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

西漢高祖四年（前200年），蕭何在未央宮正殿北（今西安市未央區柯家寨村西）建造國家藏書機構，以收藏入關所得秦之律令、圖籍。其下砌石為渠以導水，因稱“石渠閣”。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太子太傅蕭望之，諸儒韋玄成、施讎、梁丘臨、戴圣、劉向等，于閣內講五經異同，增立博士。至成帝時藏秘書于此。此后，“石渠”便成為皇家收藏圖書典籍之所的專稱。

藏傳佛教

中國佛教兩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區，發展、傳播于藏、蒙、土、裕固、納西等少數民族地區，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松贊干布、赤松德贊等幾代贊普支持佛教，翻譯佛經，創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發展。 9世紀中葉，朗達瑪上臺興苯滅佛，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10世紀后期佛教又從阿里和多康地區復興，根據不同的佛法傳承，形成寧瑪、噶丹、薩迦、噶舉等眾多教派。元朝以后，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統治權。藏傳佛教中有由《丹珠爾》、《甘珠爾》兩部分組成的藏文《大藏經》，其寺院組織嚴密，學經制度健全，修行上“顯密并重”。以無上瑜伽部密法為最高最深之法。

故宮研究院

2013年10月23日成立的故宮研究院是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創新的機制接納國內外學術界熱心于故宮學術研究的人才，與院內的專家學者共同構建的高端學術研究平臺。故宮研究院成立后，將深入開展對明清宮廷文化和院藏文物、檔案的研究，組織實施國家和我院的重大科研課題項目，搭建兩岸故宮的科研合作平臺，在國內外積極開展博物館館際之間和與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學術合作與交流，不斷培植新生的學術力量，以此全面帶動學術研究、展覽和出版等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努力成為文博界學術研究的重鎮。
故宮研究院下設一室一站四所五中心，即研究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故宮學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獻研究所、明清檔案研究所和《故宮博物院院刊》編輯部，并聯系故宮博物院的古書畫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在我院初步形成覆蓋全面、專業突出和梯次完備的學術團隊。

梵文

亦稱“梵字”、“梵語“、“梵書”，是印度古代的一種語言文字。相傳為大梵天王所造，梵天創造了梵文字母。梵文是印歐語系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同時對漢藏語系有很大的影響。其南北發展各異，行于北者多方形，行于南者多圓形。

造像

又作造象。古時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于僧寺或崖壁間鐫石成佛像，亦有以金屬鑄造佛像者。所造佛像稱之為造像。

石刻造像

古代宗教雕刻藝術中的一個類型。一般指佛教或道教單獨或成鋪的雕刻作品，多見于寺廟。南北朝、隋唐是石刻造像的鼎盛時期，其時不少雕刻精美或有紀年銘記的雕像，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

唐卡

亦稱布畫，是西藏特有的藝術作品。可以彩畫、刺繡、堆綾等多種藝術手法創作。彩畫作品使用礦、植物顏料，調以動物膠、牛膽汁等，以保持色澤鮮艷，久不褪色。作品四周鑲以錦邊，上下貫以木軸，以便于懸掛供奉和宣講。題材有佛、菩薩、佛母、護法金剛、高僧、祖師傳記等，現代作品也有反映民間風俗者。其形式一般為方形，尺寸小至一尺，大至一丈或幾丈見方。

達摩

全名菩提達摩（Bodhidharma，？—528年），南天竺僧人，“達摩（磨）”意譯“道法”。梁普通元年（520年）達摩經海路到廣州，梁武帝迎至建康（今江蘇南京）。同年至北魏入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坐達9年，其間得弟子慧可，授《楞伽經》四卷。慧可師承心法，開創中國禪宗一派，故禪宗又稱達摩宗。達摩于梁大通二年（528年）十月五日圓寂，葬于熊耳山。有關達摩的雕塑、繪畫作品多取其“渡海”、“面壁”等神化傳說故事為題材。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 680年），唐朝宗室女。貞觀十四年（640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派使者至長安求婚，唐太宗慨然應允將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貞觀十五年（ 641年）公主赴藏完婚。文成公主知書識禮，博學多才。她在入藏時帶去了樂隊和許多工匠、家具、綢緞、經籍、谷物種子等，使中原的生產技術、科學知識陸續傳入吐蕃，在溝通漢藏兩族人民情誼，促進中原和藏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起了積極作用。后世藏族人民對她十分崇敬，大昭寺內塑有她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公主柳傳說是她親手所栽，她的事跡在藏族民間家喻戶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