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3日至20日，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長余輝研究館員、多麗梅副研究館員、楊楊副研究館員一行三人，赴內蒙古自治區、山西省等地進行調研。此行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遼代文物的認識，為下一階段即將開展的“西遼物質文化研究”積累材料。

　　6月13日，調研組與內蒙古博物院與該院副院長于寶東研究員等人座談。雙方負責人分別首先介紹了故宮藏遼代文物的概況及國內外“西遼史”研究的現狀及內蒙古博物院收藏的遼代文物情況。于寶東研究員對正在展陳的“大遼契丹”特展進行了詳細介紹。該展集內蒙古遼代重大考古發現之大成，將遼上京遺址、吐爾基山遼墓、耶律羽之墓、陳國公主及駙馬合葬墓、寶山遼墓、多倫蕭氏貴妃墓等精品文物匯集一處，并通過多媒體等方式全面展現遼代歷史，揭開契丹民族神秘的面紗，榮獲2018年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該院所藏的遼代文物數量有限，特展陳列的文物中大多借展自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該院近年來，圍繞遼代文物舉辦了多個專題特展，并組織部分精品赴外蒙古展覽。余所長高度贊揚了內蒙古博物院在宣傳和普及遼代物質文化領域所做的貢獻，并代表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向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贈送了圖書資料。賓主雙方一致同意，在以后的展覽、研究中，增強交流，為推動遼代及西遼的研究共同努力。座談會后，內蒙古博物院安排調研組進入庫房觀摩遼代壁畫，并邀請余所長對部分古代繪畫的斷代提供指導。調研組在此后的四天內多次造訪該院，采集了大量影像數據，為西遼物質文化的研究積累了豐富資料。

圖二 余輝所長為內蒙古博物院部分古代繪畫提供指導

圖三 調研組赴內蒙古博物院考察

　　6月14日下午，調研組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調研。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著自治區范圍內文物保護、考古勘探、調查、發掘、研究和古建維修等方面的工作任務，是全區唯一具有團體考古領隊資格的專業考古部門，下設有準格爾旗工作站、和林格爾工作站、涼城工作站、廟子溝工作站、元上都工作站、寧城遼中京工作站、遼上京工作站等。近年來，取得了一批反映遼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生活、文化習俗的考古成果，如遼上京城址、遼中京城址的調查與發掘，陳國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寶山壁畫墓、缸瓦窯遺址、吐爾基山墓葬的勘探與發掘。其中，1986年發掘的陳國公主墓是目前發現保存最為完好的遼代皇族墓葬，它以墓葬的完整性以及3000多件隨葬品和清晰艷麗的壁畫，躋身“七五期間十大考古發現”之列。耶律羽之墓以特殊的墓葬形制、豐富精美的隨葬品及墓主高貴的身份，被評為199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吐爾基山遼墓，以規格高、文物精而引起了世人的廣泛注意，其中罕見的彩繪棺木是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被評為200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首先，調研組向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恩所長及同行介紹了“西遼物質文化研究”項目的緣起，以及故宮藏遼代文物的概況。曹所長介紹了內蒙古地區遼代遺址、遺跡的分布和發掘情況。據蓋之庸副所長研究，以粟特風格金銀器、波斯風格玻璃器為代表的遼代文物，具有濃郁的域外因素。這種因素，可能占到契丹物質文化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耶律大石在中亞地區建立的西遼王朝，正是遼代物質文化里域外因素的重要源頭。遼朝滅亡之際，其殘余勢力選擇西遷，應該是遼朝與中亞地區長期交往的結果，絕非單純的盲目逃亡。不同于在我國境內諸遺存中區分域外文化因素。如何在西遼王朝疆域范圍內尋找可靠的西遼文物，將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蓋副所長的介紹，為探尋西遼文化的源頭提供了有價值信息。隨后，余輝研究館員介紹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樂市破城子村達勒特古城、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古塔巴城等地發現西遼城址的情況；多麗梅副研究館員介紹了俄羅斯學者的西遼研究概況，尤其提到俄羅斯近年對西遼錢幣的研究成果。蓋副所長提出，內蒙古境內雖未發現西遼文物，但是據出土遼代器物發展脈絡來看，遼代中期以后器型、紋飾變化較小，可以作為鑒別西遼文物的重要指標。楊楊副研究館員與張亞強研究員交流了遼代墓葬形制、城址朝向、遼代官私印章出土情況等問題。此外，賓主雙方還就具有遼代典型民族文化因素的特征進行了研討，認為：馬具、蹀躞帶、墓葬形制等，是最能體現契丹民族特征和朝代風貌的遺存。它們在鑒別西遼文物時，將起到與契丹文字、漢字等文化因素同等重要的意義。隨后，曹所長還邀請余調研組參觀了該所的文物陳列室。

　　同日，還對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的文物進行了考察。該館由內蒙古大學“蒙古民俗文化陳列室”發展而來，以收藏、展示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為特色，以實物陳列和影像資料相結合的形式，展示中國北方民族以及蒙古民族游牧文明。契丹與蒙古族在族源上皆屬于東胡族系。契丹建立的遼朝滅亡后，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國北方民族，如女真族、蒙古族等，還有一部分發展成當今的達斡爾族，和云南地區一個叫做“本人”的群體。通過對蒙古族民俗文物的調研，間接促進了我們對契丹生產、生活方式的了解。

　　6月16日，調研組赴萬部華嚴經塔調研。該塔建于遼圣宗年間（公元983-1031年），為樓閣式磚木結構，高約45米，塔內有旋轉式樓梯，是當時豐洲城大明寺存放“華嚴經卷”的佛塔，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塔體分為基座、塔身、塔剎三部分，塔身密布遼代泥塑和磚雕，與北京天寧寺塔非常相似，表達了遼代佛教信仰中《華嚴經》描述的華藏世界。是研究遼代造像藝術和建筑成就的瑰寶。

　　6月18日，調研組赴山西博物院搜集遼代文物資料，重點參觀了“陶冶三晉——山西古代陶瓷特展”。自漢魏以來，山陜一帶就是中外交流、民族融合，農耕與草原文明碰撞與交融的重要地區。山西毗鄰歷史上瓷業發達的冀、豫、陜三地。五代至宋遼金三朝，以太行山為界，河北、河南的瓷業產品及技術，明顯具有穿越太行古陘向山西單向流通和擴張的趨勢。這種趨勢在融入山西本地特色之后，對西北地區諸窯口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汲取山西地區遼代瓷器的精華，將為考察西遼時空范圍內的文物遺存具有重要幫助。

　　6月19日，調研組到訪山西師范大學伊朗學研究中心。該中心由伊朗使館文化處協助建立，是繼“北京大學伊朗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等機構之后，國內第六家同類型的伊朗研究機構。中心設立至今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多項，在國內外伊朗學研究領域具有較高水平。由于時間倉促，未能與中心主任王澤壯教授座談。王教授表示，隨著“西遼”項目的進行，希望雙方能夠加強聯系，增進學術交往。隨后，調研組赴臨汾市博物館繼續搜集遼代相關文物資料。

　　通過此次對內蒙、山西等地的調研與交流，收集了大量的遼代文物資料，為下一階段更好地開展“西遼物質文化”研究打下了基礎。也為整合院藏遼代文物資源，開展專題性與綜合性的故宮藏遼代文物研究做出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