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11 月20 日，南京大學周學鷹教授在故宮博物院數字所作題為“漫談古建和考古的交叉融合研究”的講座，本次講座為故宮研究院學術講壇第六十九講，由故宮博物院工程管理處、考古部及故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辦。來自院內工程管理處、古建部、考古部等部門及院外相關機構的同仁聆聽了講座。講座由故宮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徐海峰研究館員主持。

講座現場

　　徐海峰研究館員首先向聽眾介紹了周學鷹教授，并提出建筑考古是目前考古學界的研究熱點，中國考古學會也于不久前成立了建筑考古專業委員會，很多考古工作離不開建筑學知識的助益，同時古建筑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的結合考古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當下兩個學科的結合和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希望通過此次講座能讓在座的無論是建筑學還是考古學背景的聽眾都能有所收獲和啟發。

徐海峰副主任主持講座

　　講座開場，周學鷹教授就闡明了古建和考古難解難分的聯系。雖然有著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的中國傳統建筑和金石學，但現代中國建筑歷史學科與考古學科均于近代幾乎同時引進建立，兩者各自發展但又相互借鑒、殊途同歸。就建筑史學角度而言，考古遺址、墓葬等均屬于記載人類活動的建筑遺跡；從考古學角度看，無論地上建筑單體，還是地下建筑遺址，均可以借鑒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解構和研究，兩者密不可分、不能割裂。

 主講人周學鷹教授

　　他首先提到并贊賞故宮博物院在大高玄殿修繕保護中運用了考古類型學與地層學的原理和方法，是將古建與考古結合研究的優秀范例。基于這種關系上衍生出來的建筑考古學科，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考古學和建筑史學未來發展的趨勢。因此他結合考古和古建的實例，從以下幾個方面生動說明古建與考古的交叉融合研究對促進兩個學科深化研究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再思考的問題。

一、厚墻無柱：土木混合建筑體系

　　受考古材料的限制，傳統建筑史學認為中國早期建筑遺跡通常需以柱洞、木骨泥墻為證，以此表現并復原建筑的木構架。周學鷹教授指出：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表明，早期建筑也存在厚墻承重、室內不用內柱的情況，這是一種土木混合結構體系。譬如距今約六千年的溧陽市東灘頭遺址，墻體遺跡非常清晰，厚達六十公分到一米，在四米跨度的開間之下，直接用一根木料橫跨做梁架而沒有使用內柱的做法是合理的。亦如蘆山峁遺址，考古遺跡顯示部分建筑開間跨度可達十余米，仍無內柱，僅有幾根壁柱而已，但墻體最厚達三米，最窄也有兩米左右。從力學角度看，木構架直接搭設在如此厚的墻體上面是可行的，他推測其很有可能采用的是三角形的叉手式構架。周學鷹教授向我們展示這種在情況在國外亦有實例，如土耳其加泰土丘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建筑復原，室內無木柱，也是厚墻承托屋頂的簡單建筑形式。

 土耳其加泰土丘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建筑復原

　　另外，周學鷹教授用民族學資料告訴我們，無論有無木柱，屋頂的形式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要更豐富。如多倫多博物館所藏建筑模型，立面用柱子，但屋頂呈現弧形,甚至內柱跟屋頂木構架并無關系。馬賽部族至今還保留有這種構造的房屋，屋頂為較緩的弧形，與墻體連為一體，外表抹泥。

 多倫多博物館藏建筑模型
 

馬賽部族的傳統民居外觀

馬賽部族的傳統民居內部

二、中國古代木構架體系的新認識

　　由土木或石木混合建筑體系再反過來看中國古代傳統的木構架體系，一般建筑史學界認為，中國的木構架主要分為三大類：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周學鷹教授認為并非如此，除了抬梁式和穿斗式之外，井干式并非一種木構架形式，井干式實際上是指的圍合墻壁的方式，經常提到的密肋平頂也不是一種木構架形式，而只是構成屋面的方式；干欄式更不是指木構架形式，而是構架基礎部分架空的形式。

　　周學鷹教授認為應該多一種叫大叉手式構架，大叉手構架來自于原始的窩棚，它在我國分布很廣，南北向線路從海南島（廣西）直到黑龍江，東西向則從江蘇海邊到甘肅，均分布著這種大叉手構架。另外在日本白川鄉，這也是當地民居的木構架形式，稱為“合掌造”。這種構架很有可能是早期室內無柱、土（石）木混合建筑體系所采用的主要構架形式。他提到河姆渡遺址的房屋復原采用的是以橫向檁條承重的木構架形式，是一種比較晚期的、很成熟的木構架技術形式，他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應當會有大叉手構架的使用。

山東濰坊于家大院大叉手構架
 

云南滄源叉手式構架
 

日本白川鄉民居

日本白川鄉民居“合掌造”木構架

三、完備的瓦件：再認識早期草頂建筑

　　從考古遺址實例看，約4400年前的蘆山峁遺址已經出土了相當完備的瓦件，其槽型板瓦組合比古羅馬類似瓦件早了近兩千年。陶寺遺址、寶雞龍山時期的橋鎮遺址以及之后的鄭州商城遺址亦有不少瓦件出土。由此可見中國的瓦出現很早，商代瓦的使用已經相當發達，形制成熟。而目前的建筑史學者將夏商時期的宮殿建筑多復原為草頂，值得商榷。

蘆山峁遺址出土瓦件組合
 

公元1-5世紀的羅馬用瓦

　　周學鷹教授根據現存調查的遺跡現象，認為當時這些建筑屋頂可能采用局部用瓦、大面積鋪木板頂或樹皮頂的形式。而且目前現存在很多木板頂和樹皮頂建筑的例子，因此早期宮殿的復原不應是僅僅是草頂這一種形式，需要重新審視一些早期草頂宮殿建筑的復原，特別是思考草頂建筑與其建筑等級、功能是否匹配？當然，究竟是何模樣仍然需要考古學者和建筑學者共同努力。考古工作者也需要極其慎重仔細、盡可能多的獲取容易丟失的信息，這樣才能為做出接近事實的建筑復原研究提供更多科學依據。

紹興印山越王陵

紹興印山越王陵的140層樹皮頂

四、柱洞：對位與埋深

　　周學鷹教授在談到他在安陽洹北商城工地參觀時，曾發現一處房址存在只有三個角的柱洞內有柱礎石的情況，其實這是因為地勢有起伏、土質優劣不等、承載力不一而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古人在造房挖柱洞時，土質松軟處需要放置柱礎，但遇到十分堅硬的土地時自然沒有必要再放置柱礎。這也促使我們思考，判斷建筑遺跡時，不必過于糾結柱洞對位和同一埋深的問題，更要注意會有“因地制宜”的情況。

召陳F3磉、礎、柱

洹北商城遺址有柱洞、無柱礎的情況

五、從柱洞的演變看木地板的出現和古人“席地而居”習俗

　　早期柱洞的成熟和普遍應用不僅揭示出建筑木構技術的發展，也能間接反映古人的生活習慣。眾所周知，我國古人席地而居。通常情況下，席地而居多應是坐在木地板上。由于考古遺址中木地板遺跡難以保存，相關考古資料很少，很難受到研究者重視。但是疑似與木質地板相關的痕跡已在偃師商城和殷墟遺址中均有發現，而此時墓葬建筑底部已出現鋪貼木地板的情況，如河南安陽小屯侯家莊商代大墓槨室地面鋪設厚木板。

 
河南安陽小屯侯家莊商代1001號大墓槨室木地板平面圖

　　而柱洞給我們提供了尋找木地板的另外一種思路。比如二里頭一號宮殿遺址的復原中，將檐柱兩邊對稱的小柱洞認為是為了安設擎檐柱而進行復原，以至于復原模型上殿座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柱子，明顯不甚合理。其實早有學者指出，這是廊下支承木地板的永定柱遺跡，盤龍城的商代宮殿遺址亦是這種情況。今天日本的很多寺廟中殿宇仍然保留著這種類似的做法，稱為“低床”，其形制是一脈相承的。可見早在夏商時期，木地板應該是高等級建筑的常見形態。周學鷹引申認為，《靜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應該指的就是古代建筑的木地板。

二里頭一號宮殿遺址平面圖

二里頭一號宮殿遺址的復原

二里頭一號宮殿的復原模型

支撐木地板的“雙永定柱廣緣”

日本醍醐寺金堂的木地板——低床

六、擎檐柱、斗栱與“重屋”的相關討論

　　周學鷹認為，怎么樣正確認識和研究考古遺址中的建筑信息非常重要。從夏商時期的檐柱洞兩側的小柱洞，有學者不僅視為是擎檐柱的柱洞，還認為斗栱是從擎檐柱發展而來，斗栱的產生是為了支撐出檐，并且經歷了擎檐柱-落地撐-腰撐-欒-插栱的發展階段。

 
早期檐部結構發展示意圖（楊鴻勛）

　　但周學鷹根據考古材料和現存建筑實例，認為這可能不是斗栱的演化方式，實際上早期所謂的擎檐柱實際是支撐木地板的永定柱。除了斜撐之外，還有很多如車寨鼓樓某宅的挑檐形式，并未發現他們之間有明確的演化關系。他認為對于傳統木構建筑建造來說，不使用斗栱不僅可以支撐挑檐，實際建造更為簡單方便。有關典籍中一般人不能使用斗栱的規定，歷代皆有；也就是說只有一定等級的階層才可使用。他推測斗栱有可能更是一個文化與等級意識上的產物，而非單純為了解決技術問題。

車寨鼓樓某宅挑檐

　　他還談到，除了對考古材料的誤讀之外，對古典文獻的誤讀而導致的建筑復原問題也有很多。他認為《周禮·考工記》記載的“殷人重屋……四阿重屋”中的“重屋”其實并非指重檐的建筑形式，而是在說不同功能的建筑。重檐其實在中國出現很晚，是禮制、等級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因此周學鷹教授認為目前建筑史書上諸多建筑復原的準確性或許仍需商榷，需要把考古學、歷史學、建筑史學都融合起來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七、定居與游居的再思考

　　通常我們認為游居的定義是游牧、采獵、漁撈，逐水草，常伴隨游居；農耕則意味著定居。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如游耕的存在，俗稱改水、改火，意思是輪作地進入休閑期，房屋就向新的耕地移動，這就促使我們認識到建筑形式是變化的，甚至存在房子可以抬著走的民族學實例。

東南亞可以抬著走的房子

　　游居建筑特點是預制，重量輕，易于安裝和拆卸。那么對于考古來說，就存在一些問題：季節性居住與不甚堅固的建筑，不會留下有明顯深度的地層堆積形式；它們很容易被侵蝕，或受到其它形式的自然擾亂；短期定居者亦難以留下深厚的堆積等。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各種居住形式。如東黑溝遺址的建筑，推測其墻體應該是以石塊壘砌，屋頂以毛氈、草之類覆蓋，木柱支撐，即是一個石圍、帳篷形式的房屋。民族學資料中也存在這種情況，如土耳其東部貝里坦部落的建筑、青海的蒙古包帳幕等。因此建筑復原不能拘泥于一種形式，需要更多考慮時空、地理等多種因素。

土耳其東部貝里坦部落的建筑形式

八、解讀漢代建筑畫像磚石

　　周學鷹教授早先關注于漢代畫像磚石的解讀和研究，他認為通過解讀漢代建筑畫像磚石，建筑學家可以從中看到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漢代建筑樣式，借以研究實物已蕩然無存的漢代木構建筑。

　　例如，漢代畫像磚石上的圈欄圖像可以與圈欄類考古遺址相互印證；漢代畫像磚石上建筑使用防鼠板的情況，在云南現存民居建筑、臺灣泰雅族倉的建筑中都有發現；畫像磚石《鹽井圖》中的灶臺形象與日本民居中的灶形制相同；漢代畫像磚石上的門樓形象與日本奈良春日大社旁某建筑的門樓極其相似，等等。他告訴我們歷史并不遙遠，歷史就在眼前。歷史與現在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建筑史學研究、復原需要豐富實例材料，更需要扎實的建筑史學與考古學基礎。

漢代畫像磚石上的門樓形象

　　此外，通過畫像磚石還可以反映漢代人祈求陰陽和諧思想的表現。而且，從墓葬中全部畫像石的分布情況去探討，可以看出漢代人們在建筑漢畫像石墓時，有很多祥瑞來表達“日月同輝、陰陽和諧”，這是有意識地將它看作一個完整的宇宙模型來布置。

日本奈良春日大社旁某建筑的門樓

　　講座的最后周學鷹教授對其建筑考古學術經歷進行總結，并對建筑考古學科進行展望：建筑考古、建筑歷史研究需要深厚的學術背景，包括考古學實踐、歷史學訓練、建筑學基礎及堅實的建筑史學根基，要具備勤奮、史慧、史識的學術特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已知者是滄海一粟，我們未知者則如浩瀚星辰。做到文理兼通、交叉融合是學科及個人發展的目標，建筑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物學家等都應是雜家。需要具有理性、科學、交融、世界性的眼光進行研究型工作，對學術的傳承、對前輩最好的尊重也是勉力前行，不斷向前推進！

 故宮工程管理處王輝副處長總結發言

　　講座結束后，大家在提問環節就建筑和考古進行了提問，周學鷹教授一一進行了解答，故宮工程管理處王輝副處長進行了總結并結合講座談了一點感想。他直言通過周學鷹教授內容豐富的講座進一步了解了古建筑與考古如何進行結合運用。近年他們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故宮的寶蘊樓工程，是第一次把考古理念引入建筑修繕中；之后的大高玄殿修繕工程，應該是目前將考古理念與方法運用的最好案例。考古已經成為故宮建筑修繕中的重要手段，他也希望建筑修繕項目都能這種建筑與考古相結合的方法做得更加仔細，更加詳細記錄建筑的歷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