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故宮研究院邀請了天津大學副教授楊菁在紫禁書院舉辦了題為“四庫七閣仿天一所反映的清代皇家園林寫仿江南的三個階段”的講座。該講座為故宮研究院學術講壇第七十九講，為故宮研究院主辦，研究室承辦，由古建筑研究所所長趙鵬主持。

 

　　楊菁，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所副所長。近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相關專著《文溯閣研究》，主編《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天一閣范式藏書樓研究》。

　　楊菁副教授以乾隆南巡為線索，梳理了乾隆寫仿江南的三個階段。以測繪圖紙、檔案文獻等為依托，探求在不同環境、不同建設時期中，乾隆皇帝對江南園林的闡釋。

　　第一階段：學習與內化。乾隆皇帝在南巡之前未下過江南，因此乾隆六次南巡都做了充分的準備，選擇可供欣賞的書畫作品、行程概覽圖冊等。董邦達對《西湖十景圖》的描繪使得乾隆對江南風光有了感性認識。在這種情勢下，清漪園在京城西郊的甕山西湖基址上建成。此“西湖”讓人聯想到杭州的“西湖”，因此讓本就是杭州人的董邦達畫下西湖著名的景色，作為建園參考的意圖不言自明。乾隆在此圖上的題跋“豈如即景寫西湖，圖會真形匪近似”，即為后來到達后的即景描繪與效仿埋下伏筆。根據書畫題跋的時間和內容，可看出乾隆皇帝常搭配南巡所經地點，欣賞玩味能夠與當時的風景園林或者人物故事相對應的作品。途徑心儀之地就命畫師如實記錄，成為日后園林營建活動的素材。

 

（清 董邦達 《西湖十景圖》）

　　第二階段：闡釋與寫仿。首先是闡釋，它是寫仿的先導。乾隆第一次南巡回京后，又命董邦達再作西湖十景圖，在原來的基礎上增添了御制詩等內容。之后在圓明園寫仿了西湖十景，并把董邦達所繪西湖十景圖制成貼落畫，置于圓明園之中。錢維城在乾隆南巡時獻上在蘇州所繪的借山齋后，頗受乾隆皇帝賞識，之后便成為御用的隨行寫生畫家。后來乾隆在避暑山莊建了對山齋，因為其作品能夠闡釋出乾隆皇帝對山水文化和園林的理解，此后又命錢維城畫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

　　在闡釋之后，達到學習、闡釋、寫仿的交錯循環，最終達到南北文化的交融。在乾隆皇帝園林營造中寫仿現象比比皆是，但分析其空間結構和所表達的意境，會發現是在修改和提升后注入了很多新的內涵，這與乾隆不斷地從書畫作品中汲取營養是分不開的。南巡相關的各地圖像，如董邦達的西湖十景的詮釋、張宗蒼對蘇州山水的描繪，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不斷地復制，成為詮釋地方勝境圖像的權威版本。乾隆皇帝吟詠或留書畫于南方的行宮寺廟，就是對這些園林寺廟進行了新的闡釋并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待其回到京城，開始仿建江南風景，頤和園的昆明湖上西堤與西湖蘇堤上的六座橋、避暑山莊的永佑寺塔與南京的報恩寺塔、圓明園的西湖十景等都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典范。

　　第三階段，青出于藍。南方園林的形式與內涵，被總結、抽象、加以概括，并依據結合北方的自然環境、地域特質和人文因素，將適用于北方皇家園林的類型加以重構、變形，根據類型的基本思想加以整合，形成乾隆時期所特有的系列園林。首先談到四庫七閣仿天一，也就是這些建筑的相同點。最典型的為乾隆晚期興建的，寫仿浙江寧波天一閣的七座《四庫全書》藏書樓：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盛京宮殿文溯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和杭州文瀾閣。 

（圖為四庫七閣）

　　明嘉靖時所建天一閣，是我國傳統藏書樓現存最古老者，明嘉靖末年由原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修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時任杭州織造的寅著上奏乾隆皇帝，并隨奏折附錄浙江寧波著名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筑圖。天一閣的獨特建筑形式和藏書方式也經寅著之手呈現于乾隆皇帝面前，因此由是年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至盛京，南至杭州，七座模仿天一閣的皇家藏書樓建成，又及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庫全書》在七閣中全部貯藏完畢。至此乾隆皇帝通過一部《四庫全書》及以天一閣為原型的皇家七閣藏書樓，將自己的文化偉業推向高峰。天一閣也從民間走向皇家，成為四庫七閣營建的出發點。 

　　之后又談到，根據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因素，這七座建筑又各不相同。四庫七閣均以天一閣為范本，而且藏書數量相同，但是根據藏書樓所在不同環境，建筑形式上有所區別。乾隆皇帝所經營的四庫藏書樓，對天一閣的寫仿主要從兩點出發：一是模仿了天一閣兩層六開間的樓閣形式；二是寫仿了天一閣的組群序列。外形上，四庫七閣的藏書樓也采用了天一閣二層六開間的意向。首先，天一閣開間較為均等，其西盡間僅放置樓梯，另外五間仍形成中軸對稱的布局，且形成了不等寬的前后院；其次，天一閣為兩層；四庫七閣為明二暗一，在一層檐部設暗層，實際為三層建筑。這七座藏書樓中的四座建于北方，是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和文溯閣，其中除文源閣與圓明園同毀于兵燹外，其他三座基本保持完好。另外在江浙地區還依托南巡行宮建設了三座藏書樓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不過均毀于太平天國戰火，只有文瀾閣在光緒年間得以重建。

　　從院落構成上來看，四庫七閣大致分為兩類——宮殿類和園林類。宮殿類有文淵閣和文溯閣，園林類有文津閣、文源閣、文瀾閣、文宗閣和文匯閣。園林類中的文津閣布局對天一閣寫仿的還原程度最高，文津閣園林沿用了天一閣亦寫仿了宋代書畫家米芾的寶晉齋。其余各閣的園林環境也大相徑庭。宮殿類中的文淵閣地處紫禁城，與文華殿一起兼具了朝政功能，也是文淵閣區別于其他六閣的特有功能。有學者分析，文華殿是經筵講堂，文華殿東臨的傳心殿內供“先師孔子”，經筵之后皇帝在文淵閣對講官的賜座賜茶儀式近似于普通書院祠堂的功能。因此“乾隆通過對文淵閣的建構，實際上把包括文華殿在內的這組外朝建筑提升成了一典型的書院園林建筑群”。

　　最后談到這種寫仿與闡釋的本質，實際上是對江南文化的統治，是對大一統思想的宣示。天一閣作為“江南”文宗的象征，即使在歷史上具有源頭活水的作用，最終也要匯聚于政治一統規制下的文化框架之內尋求自己的位置。對江南的統治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江南是中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但也是起義和異端思想最頻發的地區。正是清廷和江南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和競爭，催生了“四庫七閣”寫仿天一的文化事件。《四庫全書》的編纂和藏書閣的建立，也是乾隆皇帝確立其文化正統性，展現其統治之術的外在表現。

　　此次講座，楊菁副教授以寫仿浙江寧波天一閣的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盛京宮殿文溯閣、鎮江金山文宗閣、揚州天寧寺文匯閣和杭州圣因寺文瀾閣為例，探討了乾隆皇帝對江南園林的寫仿經歷了三種不同階段：從繪畫中的間接學習，到親臨江南后的實地感觸，直至青出于藍的試圖超越原作的浩大工程，分析了潛藏在其中的政治內涵。講座結束后，古建部同仁圍繞天一閣的相關問題與楊菁副教授進行了深入探討，現場氛圍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