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主講人認為隨葬玉琮的出現與新石器時期隨葬的龜甲、骨雕筒密不可分，最初是作為男性的“宗函”。在玉琮出現之前，考古所見新石器時代墓葬如大汶口文化墓葬等里就隨葬有不少龜甲和骨雕筒。從出土位置來看，龜甲、骨雕筒和玉琮頗為相近，暗示著它們存在著相似的埋葬目的和功用。玉琮的起源，有一個源頭明確指向了龜，且不排除其在演變中吸取了環(huán)鐲之類的因素，但只有龜才具有提示琮的象征性。

　　從新石器時期墓葬資料統計分析，隨葬龜甲在墓中出土位置以腿（足）部、腰部和臂（手）部占比較大，賈湖和龍崗寺遺址墓葬多見龜甲于腿（足）部，大汶口、王因、野店、尚莊遺址墓葬多見龜甲于腰腹部。而大汶口文化骨雕筒與龜甲同見于墓葬死者腰部，可能表明兩者具有相近的意義。這些龜甲和骨雕筒也多為男性隨葬品，很可能是陽具的護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骨雕筒的形態(tài)已很接近琮的形態(tài)。再統計良渚墓葬出土玉琮數量及位置，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從考古發(fā)現來看多為男性擁有，多放置于腹部附近，不能排除其有一部分或多數是作為性器套盒使用的。從玉琮的孔徑大小來看，不少并不適合佩戴在手腕上，某些中高體琮也不能作為手鐲用。而將良渚文化玉琮與大汶口文化骨雕筒比較來看，它們基本都發(fā)現于腰腹間，代表死者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是用于神靈崇拜的禮器。因此可以推斷琮作為特別身份男子性器的特配葬品，玉琮承襲了更早用于龜甲和骨雕筒的傳統，因此可命名為“宗函”。這是良渚時期墓葬制度中的一大特色，這種觀念模式也影響到了周禮的時代，衍生出天與地、陰與陽的象征觀念。

龜甲、骨雕筒、玉琮

　　關于玉琮作“宗函”用的觀點，主講人從西周以及后世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中找到了佐證。周禮中有“玉斂葬”，文獻對玉斂葬描述頗為具體，《周禮·宗伯·典瑞》中有“疏璧琮以斂尸”，漢人鄭玄注：“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 琮用于斂葬也是非常人的待遇。《周禮·天官·宰夫》：“帝后世子之喪，才是大喪。” 《太平御覽·珍寶部六》引《呂氏春秋》有“大喪用琮”。考古出土實物也符合文獻記載，能隨葬玉琮的都是較高身份地位的人。曾侯乙墓出土的玉琮也是位于墓主腹部處，出土位置符合周禮。更有滿城漢墓出土的玉衣，在性器處的玉套盒被認為很可能是用玉琮改制的。國外也有相似的考古例證，6600年前的保加利亞黑海西岸瓦爾納墓地43號墓葬里，在死者腹部位置發(fā)現了黃金套筒，與中國墓葬中玉琮的位置相近，應該也是作“宗函”用。

　　接著，主講人進一步從古文字學上解釋 “宗函”的含義，宗指的是祖宗之宗，即是“且”“示”。而“示”在古時特指地神，地母之神。而“宗”在《說文解字》里解釋為神廟中的祭臺。“宗函”之稱，不僅與祭器相關聯，更與琮相關聯，琮與宗于形于義同一。因此，稱琮為“宗函”也是合情合理。
　　其次，主講人談到了琮在“宗函”之外的另一重要功能，淉祭的祭祀用具。淉祭即灌祭，是禮地之祭，其中“灌”有澆灌、灌注之意。《禮記·郊特牲》對灌祭有記述：“周人尚臭，灌以鬯臭，郁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陰氣也。”周人降神以香氣為引導，獻神之前先灌鬯酒，使得濃香的鬯酒灌入地下通達黃泉，灌祭要借助玉氣，灌鬯酒用的勺以圭璋為柄，才能使得香酒順暢潤達地下。《周禮·大宗伯》有“以血祭祭社稷”，清人金鶚在《求古錄·燔柴瘞埋考》中解釋血祭的方法是“以滴血于地，如郁鬯之灌地也”，用牲血和酒灌注于地以祭地神，這便是灌祭。可知灌祭離不開玉器助祭。《周禮·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璧與琮象征著玄黃天地、陰陽，其圓孔可視為天門地戶的入口。主講人認為琮的中孔不為通天而為通地，是在灌禮上導流牲血香酒灌入地下所用，琮上大下小或筒口外侈的設計很可能是為了灌禮的便利。

　　最后，主講人重新解釋了良渚玉琮上的神像問題。玉琮上的神像雕刻有大而夸張的旋眼，而旋眼的形態(tài)似乎能和眼斑水龜的形象聯系起來。唐代詩人元稹曾寫下“烏龜旋眼斑，不染江頭淚”，描述的可能是眼斑水龜。主講人推測，如果良渚時代也是以琮祭地，那琮上的神像當為地母而非天神神鳥。琮紋上的神獸神人像，可能借鑒了龜的形象，呈俯身匍匐狀，似爬下入地之姿。而神獸這樣的造型設計，似乎是為了灌禮祭地，具有深意。

　　本次講座，主講人帶領我們聽眾重新思考玉琮的紋飾造型和功能含義，玉琮與龜甲的聯系、玉琮“宗函”論和玉琮“淉祭”用等這些新穎的觀點進一步豐富了玉琮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也發(fā)人深省。講座結束后，王仁湘老師與線上線下的專家學者進一步討論了玉琮起源及用途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