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30日下午，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郭福祥作題為“天子宸章：清代皇帝的寶璽”專題講座。這是“故宮學人講故宮”系列講座第一期第一講。郭福祥研究館員現為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副主任、故宮研究院鐘表研究所所長。長期以來在故宮博物院從事宮廷文物的保管、陳列和研究工作。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鐘表史和宮廷鐘表收藏史、宮廷帝后璽印、中西文化交流、乾隆時期的玉器史和宮廷生活方面。講座由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研究館員主持。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和紅旗聯合主辦。故宮博物院研究室承辦。院內外聽眾300余人在線上聆聽了本次講座。

講座嘉賓郭福祥研究館員

講座伊始，郭福祥研究館員介紹了皇帝寶璽的簡史。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秦王嬴政確定最高統治者的稱號為“皇帝”，皇帝的印章稱“璽”，自此“璽”成為皇帝印章的專用名詞。從那時起，皇帝寶璽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璽”有公、私之分。凡是皇帝發布詔書或其他文告時所鈐用的印章都具有公章的性質，人們稱其為“御寶”“御璽”“國寶”等。它們是國之重器，皇權的象征。失去御璽則意味著對整個國家的占有權、統治權的喪失，意味著一個朝代的結束。秦以后的歷代統治者取得政權后都要制作相應的御寶。寶璽在發展過程中數目由少到多，璽文由簡到繁，體量由小到大，鈕式由簡到繁。

皇帝也制作和使用一些為自己所獨有的表示收藏、玩賞性質的閑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的傳國璽，實際上是一枚吉語閑章。我們現今能看到的皇帝閑章的印記以唐代為最早。唐太宗李世民用其年號為印文，刻成了“貞觀”聯珠文印，鈴蓋于書畫法帖之上，現在一些法帖上還能看到這方印章的印記。

唐太宗“貞觀”連珠璽

據現有資料可知，明以前的皇帝閑章以宋代最多。金滅宋，裹挾大量內府珍寶而還，包括15方玉寶、7方金寶。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以前各朝代的皇帝寶璽存世者已經寥寥無幾，只有明清兩朝的帝璽有較多的遺存。特別是清代皇帝御用寶璽較完整地保存下來，除少數因戰亂散失民間和海外，絕大部分收藏于故宮博物院。這些寶璽都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制作時多由皇帝下旨，由內府各作御用工匠完成，一般要經過選料、雕鈕、選擇印文、書篆、呈皇帝御覽、修改、刻制、磨光、進呈等程序，要求嚴格，做工精細，極具皇家雍容華貴之特色。

接下來，郭福祥研究館員從材質、數量、保存和使用四個方面詳細向聽眾展現了清代皇帝寶璽的基本情況。

清代皇帝寶璽的材質豐富多樣，主要是玉、石、木三種，此外還有金屬、寶石、象牙、犀角等。其中玉包括和闐玉、瑪納斯玉、岫巖玉、青金石、水晶等，具有時代痕跡。石則是福建壽山石、浙江青田石、浙江昌化石等。

從數量上看，入關前寶璽只有“篤恭殿寶”一方。篤恭殿是沈陽故宮大政殿最初漢名，始于天聰十年（1637）四月。順治帝福臨登基皇位在此殿舉行。清入關后，篤恭殿改名大政殿。此印應為清初順治皇帝用印。但郭福祥研究館員懷疑這是一方偽璽。

國家博物館藏“篤恭殿寶”

順治帝御用寶璽已知15方左右，現存實物6方，御筆書畫上可見9方。康熙帝御用寶璽120方左右，主要是通過《寶藪》的著錄，實物絕大部分流失。雍正帝御用寶璽253方左右，乾隆時實存204方，集中制作于雍正元年和六年。

乾隆帝御用寶璽1800方左右，數量創歷史之最。且套印占有很大比重，諸如寶典福書、元音壽牒、回文組璽。多表達國家之盛和個人之榮，同一印文重復品很多，如古稀42方、八徵63方。


元音壽牒冊

嘉慶帝御用寶璽500多方，主要是對乾隆帝的繼承和延續。嘉慶以后，清政權漸漸失去往日的輝煌，衰竭之期將至。皇帝璽印亦反映出此種趨勢。道光帝御用寶璽60多方，咸豐30方左右，同治20多方，光緒30余方，宣統50方左右。

清代皇帝寶璽主要集中保存在交泰殿、懋勤殿、景山壽皇殿三個宮殿。交泰殿位于內廷中軸線中間，是保存皇帝璽印的最高級別的宮殿。從乾隆至晚清，保存了二十五方國寶。寶璽置于寶座的后面和左右兩邊。寶盒為金漆龍紋，里面一層是金漆木盒，再里面是金的寶池，寶池中有寶墊、寶袱。

清代二十五寶收藏地交泰殿

懋勤殿在內廷乾清宮西廡之北，用來存放當朝正在使用的私璽。每當內府鑒定書畫之后，都要將其交到懋勤殿用寶。壽皇殿位于景山之后，存放前朝御用諸璽。除此三殿，其他各個宮殿也散存有璽印，每個宮殿多則五、六方，少者一方。

清代皇帝寶璽主要用于皇帝御筆書畫鈐用、宮廷收藏的古今書畫作品上鈐蓋和內府收藏的善本圖書上鈐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著錄作品的用印，即是在宮廷收藏的古今書畫作品上鈐蓋。這些印章會提供許多重要信息，如乾隆皇帝有時在一幅畫蓋一百多方印章，這些印章并不是一次鈐蓋，而是經歷了很長的過程，是他對一幅畫幾十年的關注的結果。

乾隆帝“三希堂精鑒璽”組璽

在報告的第三部分，郭福祥研究館員從幾個類別入手對清代皇帝寶璽進行賞析。第一類是皇權標志。清代早期，國寶隨用隨制，無一定制度，共29方。直到乾隆十一年，重新厘定排次，確定25方寶璽，注明各自的用途和適用范圍。乾隆十三年改篆，是為二十五寶。此外還有盛京十寶，在乾隆十一年，入藏盛京鳳凰樓。直到1915年內移至北京，現存故宮博物院。

第二類是治國方略之閑章。在清代皇帝的閑章中，每位皇帝都有璽文幾乎相同的印章，如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璽、雍正帝的“敬天尊祖”璽、乾隆帝的“敬天法祖之寶”等，都蘊含著相同的思想內容，即敬天法祖。敬天法祖是清朝歷代皇帝一貫奉行的準則之一。這一方面是表明統治的合理與神圣，另一方面也保證了統治政策的連續性和一貫性。

在清代，皇帝們對勤政愛民同樣極為重視，將其視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甚至把勤政提升到清朝祖制家法的高度。同樣，民為邦本、愛民如子的思想在清代也得到較好的體現和實踐。這些思想在清代皇帝的璽印中都有所體現。

康熙“勤民、兆民賴之、育德勤民”

乾隆“政在養民、與民用勤、樂萬民之所樂”

為保持其統治的長治久安，皇帝們又必須調和隨時有可能激化的滿漢民族矛盾，把握好政策的適度和力度，自覺運用能為漢民族普遍接受的理論學說作為統治依據。其中儒家的中庸學說為清代統治者廣泛采用，提出“寬猛相濟”的“中道政治”策略。在清代皇帝的閑章中，有不少是依此而來的。如“和順積中”、“執用兩中”、“致中含和”、“致中和”等。

第三類是心性情趣之閑章。其璽文主要來自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尤其以《尚書》為多。此外還有以唐詩為主的名篇佳句和御制詩文，御制詩文類璽印以乾隆寶璽最為典型。由于皇帝的閑章多是根據他們的旨意而作，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落入印文，借以抒發一己之心性。這就為考察皇帝們的性格、情趣、思想和生活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

清代皇帝的璽印也多展現皇帝輝煌的人生歷程，如乾隆帝的寶璽“信天主人”與平定回部，70歲時的“古稀天子之寶”，80歲時的“八徵耄念之寶”，禪位嘉慶時的“太上皇帝之寶”。此外，清代皇帝的寶璽也體現了他們的集體憂患意識，如康熙“戒之在得”、雍正“為君難”、乾隆“猶日孜孜”、“自強不息”、嘉慶“何以守位”等。

第四類是鑒藏璽。皇帝們在研習鑒賞內府收藏的中國歷代書畫作品之余，常常在作品上鈐蓋收藏印記，累朝疊加，有的竟多達幾十方，成為清宮藏書畫的一大特點。這些鑒藏璽或以收藏皇帝的年號為名，或以庋藏殿宇為名，抑或以藝術品著錄為名，是鑒別清宮文物的重要依據。鑒藏璽最多的乾隆皇帝，其鑒藏璽鈐蓋數量多，大璽多，組合鈐印多，且凸顯自我，視覺沖擊強烈。

第五類是宮殿璽。自順治起即有刻制，到乾隆時數量驟然增多，舉凡宮內外的重要場所，大者至一園一區，小者至一屋一室，大都刻制了與之相對應的寶璽。道光以后，呈現遞減趨勢，越來越少。宮殿璽與皇帝活動關系密切，反映出清代國家實力和宮廷苑囿土木之興衰。在清帝后印章中，有一類組璽，一般三方一組，三璽的質地、鈕制相同，其中一方為宮殿璽，另兩方則為詩句成語璽，用以說明殿名璽中殿名的含義及來歷。如“樂壽堂”與“知者樂”、“恭則壽”兩璽相配，說明樂壽堂這一名稱源于“知者樂，恭則壽”這兩句話。

宮殿印璽印文

郭福祥研究館員報告完成后，王子林研究館員對講座進行了總結和點評。郭福祥老師以其豐富的文物圖片、印譜和詳實的歷史信息，為我們系統地闡釋了寶璽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對清代皇帝寶璽的制作、材質、保存地點和使用情況，做了詳細地講解，使我們收益良多，獲益匪淺。主持人對講座內容進行了梳理，稱本次講座既增長了知識，對寶璽有了深入的認識，對故宮所藏寶璽有了全面而系統的了解，同時也是一次深層次的鑒賞活動，領略了寶璽的悠久歷史和深厚底蘊。正如郭福祥老師所言：寶璽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它本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真實地反映了歷史和帝王的言行及內心追求、心理狀態，是研究宮廷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第一手資料。

在與觀眾的互動環節，有聽眾提問傳國玉璽是王朝傳承的象征，在和氏璧丟失后，哪一方寶璽可以代表王朝傳承？郭福祥老師認為，民間傳說中傳國玉璽是皇權最有力的象征。但實際上寶璽只可能在王朝內部傳承。如果一個王朝被另一個王朝所取代，新王朝是絕對不會沿用上一個王朝的寶璽。所以，在中國歷史中并沒有所謂歷代傳承的代表統治合法性的傳國玉璽。只有皇帝通過自己的才德獲得百姓的認可，才能確保政權的合法性。除此之外，還有觀眾就璽印的字體風格，清代皇帝寶藪資料等問題與郭福祥研究館員進行了交流。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