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0日上午，由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明清史研究所承辦的“明清史研究所學術分享會·第七場”在故宮博物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報告廳舉行，本次分享的主題是“如何認識和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編審李大龍主講，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任萬平主持會議，來自故宮學研究院、科研處、考古部、宮廷歷史部、出版編輯部等部門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的師生現場聆聽了講座。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任萬平主持會議

主講人李大龍，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突厥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專業二級。獲得國務院政府津貼，全國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稱號，入選國家“萬人計劃”。兼任云南師范大學、黑龍江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遼金暨契丹女真史學會顧問等。出版學術專著（包括主編）20余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側重邊疆學理論、邊疆治理思想與實踐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等方面研究。

李大龍研究員分享會現場

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文明，是同步共生、互為因果的關系。生息繁衍在遼闊的中華大地（古人稱之為“天下”）上的眾多人群，很早就創造了處理天、地、人之間關系的燦爛的中華文明，在締造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在清代最終以“中華民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地認識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問題，也是基礎問題。但是，在歷代王朝史觀和近代傳入的“民族國家”理論的雙重影響下，構建正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面臨著眾多困難，而能否超越以往傳統觀念則成為其中的關鍵。特別是近些年來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如何守好中國自己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陣地，也是每一位人文社科學者需要學好的課程。

李大龍老師本次分享內容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從“國家”的視域明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含義及其屬性；二、從“天下國家”到“主權國家”的視域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三、從傳統“五方之民”“華夷一體”視域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四、從“天下”的視域確立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史觀。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及屬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發展歷程從清代末年開始，由梁啟超引入英語“nation”（民族）”這一概念，其后經過不同學者的闡釋，直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賦予其明確概念含義并系統化、理論化。從國家層面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國家層面的共同體，與56個民族性質不同，涵蓋范圍最大，中國人民是其核心內容，“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 雖然指稱對象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和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聯系在一起的，分指不同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境內的國民。此外，“中華兒女”是一個更大范圍的概念，它還包含了海外華人。從本質屬性上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在共同開拓祖國遼闊疆域、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中華文化、共同培育偉大民族精神的歷史進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實體。

分享會的第二部分李老師主要闡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發展。“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而成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司馬遷編寫《史記》時起，形成了中國歷代王朝編寫正史的傳統，即“二十四史”，這些史書不僅記錄了歷代王朝的疆域和歷史，還為當今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史、通史著作的編寫提供了重要依據，更代表了中華文明（“大一統”制度）的延續。“中國”的概念形成于中原地區。1963年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上的銘文已經出現了“中國”字樣，盡管最初沒有近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但其所具備的政治含義已逐步成形。“中國”在古人天下觀中位于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區域，這種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二十四史”中的歷代王朝便是“爭奪”中國的勝利者。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秉持著“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統”看作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自秦統一中國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不同于“大統一”的疆域概念，其本質是以皇帝為核心的天下體系，強調政治認同與文化傳承。例如，隋唐對高句麗的戰爭本質是追求“大一統”秩序，而非領土擴張，以為在唐人的觀念中“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共同構成了“大一統”國家。隨著近代主權國家的理論傳入，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標志著傳統“王土”觀念向近代領土意識轉變。當前學界對中國歷史疆域的界定仍存在爭議，需要注意的是，將歷代王朝和漢族對接很明顯不符合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將歷代王朝政區視為多民族國家疆域沿革的全部也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中華大地上的歷代王朝與非歷代王朝共同締造了中國。現如今，應該以“五個共同”史觀為指導，重構敘事體系。

分享會現場

第三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內的“五方之民”“華夷一體”概念的闡釋。在以往有關中國史、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研究中，往往將歷代王朝視為“中央王朝”或對接為漢族，將邊疆政權視為“少數民族政權”或對接為“少數民族”，但這種認定并不符合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因為古代中國有著獨具特色的人群劃分方法。古代中國以“五方之民”劃分人群，主要強調文化差異與政治認同，而非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春秋戰國以后被強化的“中國”“華”“夷”以及“華夷之辨”更多是為爭奪“正統”而出現的劃分，沒有固定的人群指向，劃分標準取決于是否對“中華”有政治認同。“民族國家”（英語：nation state） 概念是歐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的產物，清末梁啟超為代表的早期維新派將西方“民族”概念傳入后，一度出現了話語體系的錯接，將古籍中的“人”（商人、周人、秦人、漢人、匈奴人等）誤譯為“族”，但這樣的闡釋并不符合歷史背景。例如《后漢書·烏桓鮮卑列傳》中記載，漢軍擊破匈奴后，北單于敗逃，所據之地被遷徙的鮮卑人占據，留下的幾十萬匈奴人隨著政治認同的改變成為鮮卑人。因此，在民族的詮釋上，我們應該回歸傳統歷史語境，遵循“民族團結表彰大會”給予的新認定，即各民族血脈相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根基。各民族共同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親緣關系，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報告的最后一部分是從“天下”的視域確立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史觀。“天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息繁衍的空間。受到認知能力和王朝國力的限制，“天下”有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差異，有狹義和廣義之別。廣義的“天下”是一個由“中國”（郡縣區域）、海內和海外構成的遼闊區域，而狹義的“天下”則往往是頻繁見于史書中的“大赦天下”之“天下”，即王朝國家能夠實施有效治理的區域。“天下”在先秦時期儒家的意識中存在一個以“王”為核心的“大一統”政治體系，被稱為“天下國家”。盡管當今學界將歷代王朝視為“中國”是一個常見的做法，但在中華民國之前出現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政權并沒有一個將“中國”作為國號。而“中國”概念雖然內涵豐富，但作為一個地理空間，無論是從王朝政區，還是人群分布，抑或文化等不同視角，“中國”都不是指稱“大一統”王朝國家疆域的概念，指稱王朝國家疆域的概念是“天下”，而“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國”并非專指王朝的疆域，其適用的場景是中華大地上眾多政權對“正統”乃至“大一統”的博弈。現實情況是中華大地上的歷代王朝（“中國”）和非歷代王朝（“邊疆政權和族群”）共同締造了多民族國家中國，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中國”，缺一不可。這才是從“天下國家”詮釋中國歷史應該有的視角，而不應該過于聚焦“誰是中國”。

中華大地眾多人群在締造多民族國家過程中，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華民族，創造中華文明。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共同體三者同步共生，互為因果。三者的形成歷史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與基礎，需超越傳統王朝史觀與近代民族理論的局限。中華文明具備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中國史是各民族交融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國家的歷史。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的理論研究超越了歷代王朝史觀、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觀”，從“天下”“大一統”視角對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歷史給出了詮釋，該書的出版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教材，呼吁更多學者關注邊疆研究，促進邊疆穩定與發展。

李大龍老師的分享獲得了現場聽眾的熱烈響應。從故宮博物院的實際工作出發，各部門的學者、工作人員在布置涉及邊疆民族主題的展覽時都會遇到展陳文字是否準確的問題，李大龍老師就相關疑問和現場聽眾進行了交流。

參會聽眾現場提問

通過李大龍老師“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及歷史意義的分享，與會聽眾更好地了解了中華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語境的天下觀，認識到中華民族凝聚力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文化認同，不僅有利于各位研究者更好地把握歷史研究中的邊疆民族問題，還有利于建立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思維方法，對涉及清代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