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前進，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二級教授（榮休）、博士生導師。現任國家博物館輿圖研究所所長和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學術委員、《自然科學史研究》《國際漢學》《中國航海》等雜志編委。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新竹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或客座研究員，中國科技史學會地學史專委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地圖學史和地理學史研究，并涉足中外科技交流史、中國海洋科技史和中國科技史文獻學等領域。獨立或合著與地圖史相關著述有《中國古代地圖集》、《清廷三大實測地圖集》、《中國古地圖精粹》、《中國地圖學史文獻集成（民國卷）》和《最美中國古地圖》等。獲郭沫若史學獎二等獎和北京市優秀教師等稱號。

此次講座由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李文君主持，講座由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數字與信息部承辦，來自院內外80余位聽眾聆聽了講座。

汪前進教授演講

講座開始，汪前進教授指出北京作為城市，相關繪圖會體現出城市繪圖的一般性，而其作為首都，與其他城市的繪圖也會有區別，會有其特殊性。他以南宋時期杭州“皇城圖”為例，指出圖中“大內”里繪有大量的云紋，此即為“王者之氣”的體現，這一點也出現在明代《北京宮城圖》中，是“皇城”不同于一般城市的體現。

（南宋）《皇城圖》

（明）朱邦《北京宮城圖》

國家博物館藏《北京宮城圖》

汪前進教授對“首都”為何稱“京師”做出解釋：“京”字是個象形字，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筑起的高丘形，上為聳起的尖端，所以京字本義是人工筑起的高土堆。這個高土堆明顯就是古代城市的先驅。哪里的土堆最高，哪里的城市最大？當然是首都。因此周朝建都于鎬，就專門命名為鎬京。這種命名方式一代代延續下來，像漢以后把長安稱西京，洛陽稱東京，北宋有四京，唐、渤海國、遼、金甚至新羅都有五京。京還表示大和多，像古人也稱鯨魚為京魚，這個魚部首估計是后來加的。京也是數目名，百、千、萬、億，億往上是兆，兆往上就是京。京一說是十兆，另一說是萬兆，都表示極大的數字。有趣的是，京兆還是地名，乃西安的古名，為漢朝京畿都城地域的名稱。后來，京兆也成為了首都的代稱之一。再看師字。師是個會意字，從帀從垖。垖（duī）是小土山，帀（zā）是包圍。四下里都是小土山，表示眾多。這可以看出京和師的原意相近，都跟土堆有關。所以《公羊傳》里說：“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由此可見，京師至少在周代就成了首都的代稱。曹植在《洛神賦》里說：“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之后柳宗元、司馬光等人都曾在文章里寫過京師。只是到了明清兩代，京師才成了首都的專有名詞。

汪教授指出：北京城的結構與別的城市不同，除了內城外城之外，還有較為復雜的建筑與地物，如《京師五城圖》中繪出了宮城、皇城、內城、外城、各個城門、京城三十三坊、積水潭、太液池等內容；且城外的重要地物，如居庸關、大教場、黃金臺、鄭村壩、東岳廟、南海子、盧溝橋等也都有表示。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繪制《京師五城圖》

汪前進教授進一步指出北京城是按方位確定五城的格局。北京城自明代后形成“內九外七皇城四”的建設格局，即內城九個門，外城七個門，皇城四個門（不包括以后開的和平門、建國門、復興門等）。與此同時，還按東、西、南、北、中方位，把北京城分成五個行政區，而中城主要是指皇城。五城之分始于元代。據《天府廣記》上說：京師分為五城以后，每城都設有兵馬司，負責夜間巡邏，維持治安。明、清都沿襲了這一制度。在遼代的燕京，其城市也分為五個部分，但不叫五城，叫五方，按照五行五色的方位，在五方各建了鎮方之塔，塔分五色。明代中后期北京最大的變化，是嘉靖年間修筑了外城，為什么要修筑外城呢？嘉靖年間，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數次兵臨北京城下，所以北京城常常需要關閉九門進行防御。但是各個祭壇又都在九門之外，經常因為警戒而延誤祭祀。其他祭壇尚可以由大臣代祭，而天壇祭祀則必須由皇帝本人親自前往，所以皇帝出行祭祀都要重兵布防，在這種背景下，嘉靖皇帝采納了大臣們的建議，決定在內城外面再修一圈方正的外城，將北京城變為“回”字形的城市，筑城方案最終定為“先筑南面”，按理說如果為了防御來自塞北的威脅，應該“先筑北面”才對。由此可見，“先筑南面”主要目的就是確保皇帝祭壇時的人身安全，這樣天壇、先農壇就安全地囊括在外城之內了。再后來建完廣安門、廣渠門的時候，實在是財力不濟。只能將外城墻與內城墻草草連接收尾，形成了西便門和東便門。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全長28公里的外城完工，北京城“凸”字形的平面從此固定下來。但到了清代，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將漢民全部驅至外城居住，騰出內城住八旗軍隊及其家眷，直到清朝中后期才有高級漢官被特賞入內城居住。北京城被人為地分成了兩部分，內城為軍事駐防，外城是居民區。

汪前進教授除了在講座中介紹北京城圖中除了“京師”還有“京都”“首善之都”等用法之外，還強調說：北京城作為皇城，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其社會變動非常的頻繁，相應的北京城圖更新速度也非常快，例如晚清民國時期，隨著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北京城圖幾乎每一年都有新的變化。

清光緒年間繪制的《京城內外全圖》

1913年中國繪制的《實測北京內外城地圖》

1916年中國繪制的《最新北京詳細全圖》

1917年中國繪制《京都市內外城地圖》

汪前進教授還特別指出，目前所存的一些繪制精準的彩色舊北京城圖是出自日本人之手，這是晚清民國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準備侵華戰爭而蓄意為之的產物，例如日本繪制了北京城圖以及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一些城市的鳥瞰圖，具有十分明顯的軍事意圖。

1920年日本繪制《北京地圖》

1936年日本人繪制《北平城郊鳥瞰圖》

汪教授在講座中用平實生動的語言，帶著聽眾們在傳世北京古城圖與相關史料中搜尋其背后豐富的歷史細節，他總結說：因為北京特殊的地位，所以歷史上所繪北京城市地圖，既有她的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主要表現在其城市性、整體性、地理性、層次性、時代性、技術性與持續性；特殊性則體現在其政治性、快速性、精確性、詳盡性、宏大性、多樣性與國際性。讓聽眾們深刻地體會到了北京城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李文君研究員做講座總結，并談到了他個人關于汪前進教授所言“時代的變遷對城圖的影響巨大”的感受。他說，以前北京街頭常見的紙質版“北京旅游地圖”已悄然消失，城圖的載體已經由紙質轉變為電子載體，今天北京城圖更新的速度更快，其時效性已經隨著目前中國社會高度發達的數字化信息化而變得更加明顯。

講座結束后，汪前進教授還與現場聽眾們進行了互動，現場氣氛友好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