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0日，院第二會議室，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中心首席教授胡素馨女士作了題為“關于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歷史考察”的學術報告。來自院內的專家及山東大學、中國美術館等30余人旁聽了報告。余輝研究館員作了學術點評。
　　胡素馨教授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利分校藝術史博士，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美術史研究所、東亞學研究中心首席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以中國藝術為重點的亞洲藝術歷史與理論研究；旁及6至20十世紀的日本繪畫、泛亞洲佛教壁畫；著有《視覺動向：中國與中亞的佛教壁畫實踐》（618-960），主編《壁畫與建筑》，梅隆國際敦煌檔案館。
　　胡素馨教授主要觀點是：
　　1937年夏，日本侵略中國是中國藝術發展的轉折點。戰爭將文化的靈魂撕成了碎片，導致的文物、文人向中國內陸深處遷徙，文化界普遍有一種焦慮感:人們擔心中國文化——哪怕是意料中的——也將會受到不可挽回的流失。
　　這種憂慮甚至激勵著人們將那些過重的墓葬物品如石碑、雕塑等大規模地運往西南與西北的邊遠地區。最能夠代表文化的文物、最有文化的文人向普遍認為缺少文化的遙遠的邊疆地區遷移，這種物理上的位移是很有趣的文化現象。
　　邊疆區域被認為是純粹的，“原生態”及未被現代性觸碰的。文物存放在這里，處于停止流通的狀態，等待激活的那一天。許多躲避戰火的文人擁到邊疆地區，使戰時的邊疆成為極活躍的文化區域，在“禮失求諸野”的信念下，關注西北、西南文化，尋求“中心依賴邊緣來尋找內涵”的文化探求方式。
　　張大千與藏族藝術家合作臨摹敦煌壁畫就是在重要的背景下開始的。張大千在甘肅敦煌、陜西榆林組織了30余人的團隊，在兩年的時間里（冬季除外）臨摹了大量的壁畫，包含很稀有的吐蕃壁畫，并在重慶、上海、香港舉辦過展覽，獲得了巨大的聲譽。此時的張大千更像一位民族考古學家。
　　戰爭環境下的西北文化活動，使中國的藝術得到了發展，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被創造。藝術家們重新回到那些在傳統上被認為未開化的地方, 並試圖重塑著一個新的世界。在多種文化融合的康巴（川西）、安多（青海東部）以及敦煌（甘肅西部）區域，考古學家、畫家以及人類學家尤其活躍。他們在文化活動中有一種文化凈土的向往。
　　胡素馨教授現場回答了聽眾的提問。她說，張大千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證明他自己臨摹壁畫是出于保護文化的目的。張大千認為東北已經淪陷，西南是抗戰的行政中心，而西北有古絲綢之路遺跡及盛唐文化遺存，是唯一可以開展文化活動的地方。對比關山月等其他藝術家臨摹壁畫的活動，胡素馨教授認為，張大千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臨摹的作品是編了號的，其隊伍規模是其他人無法與之相比的。在回答張大千臨摹壁畫也破壞了文物的問題時，胡素馨教授說，張大千比較喜歡早期壁畫，是有過揭掉外層壁畫行為的；張大千臨摹隊伍中有通曉佛教藝術的人才，張后來還曾去印度寺廟查看敦煌壁畫中是否含有印度元素。他做事是認真的。
　　余輝研究館員在學術點評中指出：胡素馨教授講座的前半部分是關于文物南遷，是我們故宮人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她的講解讓我們知道國外學者的研究視野。后半部分對于文化遷徙的思考、張大千是民族考古學家的提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