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鄧小南教授在兆祥所做了題為《游于藝：宋代的憂患與繁榮》的講座。此次學術講座吸引了大批歷史迷到場，百余名來自院內宮廷部、書畫部、古建部等部門的同仁及院外歷史學愛好者和學者聆聽了講座。
　　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參事，多年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史、唐宋婦女史、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史，對我國歷史學研究和國家學科建設方面做出有重大的貢獻。著有《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潤學史叢稿》、《宋代歷史探求：鄧小南自選集》等。
　　鄧小南教授因考慮到學術講座的受眾主要是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學者，因此將發言題目定位在文化方面，講座的中心議題是介紹兩宋時期的整體環境與文化氛圍。整場學術報告從“立國形勢：生于憂患，長于憂患”、“游于藝：士人的文化活動與人際網絡”、“雅俗之間：對于意境的追求”三個主要方面展開，討論宋代士人菁英的文化涵養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人生境界。
　　鄧小南教授首先從中國整體歷史朝代的宏觀方向切入，提出對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文化意義的基本估計，即宋代在中國古今的社會之變中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接著由唐代后期的政治形勢，推衍出宋代的立國形勢，提出宋代不僅是中國古代主要王朝中疆域最小的，與宋朝對峙的勢力，如遼、金、元一直存在，所以宋朝始終并不是嚴格意義的統一王朝，而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而從自然地理方面來看，因后晉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導致宋代無險可守，軍事上非常被動。另一方面，黃河在宋代處于泛濫時期，這對于當時糧食主產區是很大的威脅。以上是地利，在天時方面，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是處在氣候轉寒的歷史階段，這不僅意味這農作物歉收，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對政權更具直接威脅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嚴酷的氣候條件下，往往會向溫暖的農耕民族活動的地區遷移進而發生摩擦，甚至導致戰爭。所以說從國家的政治地理格局意義上講，宋代的立國形勢是生于憂患，長于憂患。
　　但即便是這樣內外環境面臨巨大壓力和嚴峻挑戰的階段，宋代的經濟文化都有非常明顯的進步，甚至學者多用“革命”一詞進行表述，如綠色革命、商業革命、貨幣革命、城市革命等，對宋代的發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樣輝煌的成就實際上是由宋代的士人和將士用自己的脊梁撐起的局面。宋代政治相對開明，整體氛圍寬松，這樣的文化環境使得士人群體相對活躍，大師精英層出不窮，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在宋代，士人是國家政治的主體，同時也是文化生活的主體力量。“游于藝”來源于《論語》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者為統一整體。“游于藝”不僅是宋代士人的活動方式，更是一種必需的文化滋養，以此來達到崇高的人生境界。宋代士人交游頻繁，書籍、器物、書畫都是交游的媒介，相應的各類雅集和聚會不斷，結成了豐富的人際關系網絡。宋代是一個世俗化、平民化、人文化的社會。文學的題材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創作的主體由文人擴展到市井文人，使得中國文化呈現出來更加豐富多彩的樣貌。這種平民化實際上受禪宗的影響，繼而產生了新儒學，注重當下，持平常心，認為道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這時的中國人理想與現實并重，意境追求雅俗兼備。宋代繪畫的全景式描繪方式，瓷器的簡約素雅之美，都可見新儒學的影響。
　　整場講座鄧小南教授從天文到地理，從書畫到瓷器，旁征博引，聽后讓人不禁感嘆其治學能力之深厚。在現場提問環節，聽眾反映熱烈，提問從米芾的《西園雅集圖》的真偽問題到南宋統治階層對抗金的態度、南宋的海外貿易等方面都有涉及，其中，有聽眾就鄧小南教授在講座過程中提到的“唐宋變革論”，請鄧教授談談看法。鄧小南教授認為，“唐宋變革論”和唐宋變革這是兩回事，“唐宋變革說”是一種研究理論，而唐宋變革是對歷史史實的觀察。“唐宋變革說”是日本學者在上世紀提出的，認為很多變化都是隨著宋王朝的建立而產生的。日本學者非常善于提出一些研究框架，往往言簡意賅，幾個字就概括出一個時代的特點，很容易抓住青年學者的注意力。所以唐宋變革說提出之后，研究宋代的學者增加，學術成果層出不窮，這個提法對促進學界的研究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個提法肯定有不確切的地方，變革或者變化都是在一個歷史長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各方面變化的結點是不一樣的，有的五代就變了，有的中唐變，有的晚唐才變。歷史洪流是一個整體，可是我們在切入某一個具體問題的時候要看一個支流。日本學者的這個說法將時間斷在宋王朝的建立，但很多實質性的變化，特別是社會文化的變化中唐已經開始了，是在逐漸積累的過程中完成的，而不是隨著北宋王朝建立突然之下就有一個大的變革。對唐宋變革這樣一種說法我們應該有質疑，并在這個質疑的基礎上有一個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