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學術講座”第三講海報

2025年10月15日下午，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宮廷文化研究所與數字與信息部承辦的“宮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學術講座”第三講，在故宮博物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特邀臺灣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以牲畜與毛皮為線索，探討索倫部的商貿與向清廷貢貂的情況。講座由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主任、研究館員嚴勇主持，來自故宮學研究院、宮廷歷史部、圖書館等部門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研究院的師生現場聆聽了講座。

主講人賴惠敏研究員

賴惠敏，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臺灣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故宮博物院客座研究員（2009-2014，2019-2022），主要從事清代宮廷史、社會經濟史研究。代表著作：《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年）、《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中華書局，2020年）、《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中華書局，2020年）、《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盛世滋生：清代皇權與地方治理》（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等，發表學術論文95篇，其中《乾隆的百寶箱》一書獲臺灣“科技部”2014年杰出研究獎。

主持人：嚴勇主任

臺灣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以“清代索倫部的商貿與貢貂”為主題開展學術講座，依托臺灣公藏檔案、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滿漢文檔案及中俄關系歷史文獻，系統梳理了《尼布楚條約》簽訂后清代索倫部貢貂制度的運行、中俄邊境貿易的發展脈絡，揭示了清代東北邊疆治理的復雜圖景。

一、貢貂制度：清代東北邊疆的“制度紐帶”

講座開篇，賴惠敏研究員指出，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清朝東北邊疆秩序趨于穩定，貢貂制度逐步完備。黑龍江、吉林及唐努烏梁海等地區陸續被納入貢貂范圍，索倫、達斡爾、鄂倫春、赫哲等部族成為貢貂主體，其中黑龍江地區因山林繁茂，成為清廷倚重的貂皮產地。

從檔案記載來看，貢貂制度有著嚴格的等級與數量規范。據《清宮珍藏達斡爾族滿漢文檔案匯編》載，乾隆四十三年索倫貢貂人數和等第，索倫、達斡爾壯丁3366人，需貢三等貂皮4張；四等貂皮68張；五等貂皮437張；黃貂皮2857張，共3366張。食錢糧的鄂倫春壯丁269人，貢黃貂皮269張；而需給價收納的鄂倫春、畢喇爾部族，三等貂皮1張，每張3.5兩計價，四等貂皮151張與五等貂皮188張，每張3兩計價。內務府與戶部共同檢驗貂皮的等級，貂皮的質量依照等第進行區分，分為：頭等貂皮(滿文：ujui jergi seke)、二等貂皮(滿文：jai jergi seke)、三等貂皮(滿文：ilaci jergingge)。

值得注意的是，貢貂數量受外部戰事影響顯著。賴研究員通過對比《清代鄂倫春族滿漢文檔案匯編》等資料發現，雍正十一年（1733）因索倫部牲丁被大量征召參與清準戰爭，貢貂數量驟降至100余張；乾隆四年（1739）清準戰爭暫歇后，數量才逐步回升；乾隆二十年（1755）戰事再起，貢貂數量再次銳減，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軍平定南疆后才恢復穩定。

二、俄商來華：邊境貿易的“機遇與亂象”

《尼布楚條約》不僅確立了邊界，也開啟了中俄邊境貿易的篇章。講座中，賴惠敏研究員依托《中俄關系歷史檔案文件集（1653-1966）·清代編》等文獻，還原了俄商來華的具體路徑與貿易細節。

俄商來華主要通過三種名義：一是“奉命出使”，借外交名義獲取清廷路費資助，如康熙三十年（1691），俄商以“察罕汗使臣”名義率90名商人入境；二是“伴隨使團”，沙皇在給使節的訓令中明確要求搜集商業情報，1693年伴隨伊茲勃蘭特使團的俄商達80人，使團總人數更達392人；三是“國家商隊”，1689-1727年間，俄商前往北京貿易31次（26次成功入境），前往齊齊哈爾等地22次（19次成功入境），1706年格里戈里·奧斯科爾科夫率領的國家商隊，僅獺皮就攜帶8000張，1715年斯捷潘·謝諾托魯索夫商隊更帶來馬400匹、牛100頭。

俄商輸入的商品深刻影響了當地部族生活：馬匹滿足了鄂倫春人山林狩獵的交通需求，牛只助力達斡爾人的農耕生產，銀鼠皮、狐皮、獺皮等則補充了布特哈人狩獵所得的不足。但貿易也滋生諸多亂象：商隊人數常超200人上限，最多時達四五百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還發生監督官阿爾法欠銀2475兩、商人賒欠糾紛等問題；俄商斗毆滋事頻發，1704年沙皇不得不專門諭令“嚴禁商人酗酒斗毆，違者縛以鐵索拷打”。最終，清廷因財政負擔過重與秩序混亂，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止俄商來京貿易。

三、邊境互動：索倫部的“生存與治理困境”

講座第三部分聚焦索倫部的族群遷徙與邊境治理難題。賴惠敏研究員介紹，清朝入關前，索倫部原居黑龍江北岸，因俄羅斯勢力東擴南遷至嫩江流域，清廷以“索倫”為黑龍江將軍管轄部族的統稱，設布特哈衙門管理鄂倫春等狩獵部族。

盡管清廷嚴禁越界貿易，但邊境族群的經濟依存關系使走私屢禁不止。檔案記載，索倫、達斡爾民眾常以捕貂為名，前往俄境尼布楚或額爾古納等地交易，貂皮因雙方嚴格管制成為高利潤走私品。乾隆三十三年（1768），就有客商趙九錫、程開吉私買帶俄式烙印的狐皮、羊皮及玻璃鏡等貨物，被清廷交刑部審理。此外，俄方邊民越界捕獵也沖擊索倫部經濟，清廷雖多次通過理藩院交涉，但因跨境社會網絡交織，始終難以在維護條約與資源競爭間找到平衡。

講座尾聲，賴惠敏研究員強調，以往研究多從外交、軍事角度解讀清代邊境政策，而本次通過《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清宮內務府奏案》等一手資料，從貢貂制度與商貿互動切入，更清晰地展現了清代東北邊疆的族群關聯與治理邏輯。索倫部的貢貂不僅是“賦稅義務”，更是清廷確立統治的紐帶；俄商貿易既帶來經濟活力，也暴露邊疆治理的短板，這些歷史經驗為研究清代民族關系、邊疆政策及早期中俄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

此次講座以扎實的檔案考據與清晰的邏輯梳理，為聽眾呈現了清代索倫部商貿與貢貂制度的全景，也為相關領域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